80年代教科书 19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科书

李斌

我国社会科学院副研讨员，首要从事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现代作家著作研讨。

1929年中小学暂行课程规范发布后，原定以一年为试验期，期满后根据各地陈述批改，后又展期一年。至1931年6月，教育部安排中小学课程及设备规范编订委员会，其间孙俍工、夏丏尊、周予同、马涯民担任中学国文。委员会别离于6、7月开会两次，但定见不能一致。1932年，教育部从头延聘委员，中学国文科由孙俍工、夏丏尊、伍俶担任。委员会于8月1日起开会五日，批改各科课程规范，自11月起连续发布。1932年课程规范发布后，因各地中学定见较多，教育部于1935年10月约集实践办学者及部分专家开会研讨，延聘的国文科专家为喻传鉴、夏丏尊，构成了一些陈述。到1936年2月，教育部又请专家根据从前的陈述和各地教学情况再加研讨，这次延聘的专家中，国文科为夏丏尊、杨振声、伍俶。随后发布了新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规范》。1932年的高我国文课程规范，规则高一学习文章体系，高二学习文学源流，高三学习学术思维。1936年新规范对此做了较大调整，将文学源流作为高中三年的国文教学内容，而文章体系、学术思维都不再出现。

自1933年起，各出书社开端依照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规范》修改教科書。《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列出1933-1936年初版高我国文教科书15套。咱们找到了国际书局杜天縻、韩楚原《杜韩两氏高我国文》（1933-1934年），立达书局罗根泽、高远公《高我国文选本》（1933年），中学生书局《高中今世国文》（1934年）、《高中规范国文》（1934年），中华书局刘劲秋、朱文叔《高我国文读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傅东华《复兴高我国文》（1934-1936年），何炳松、孙俍工《复兴高我国文讲义》（1935年），正中书局《高我国文》（1935年）及北新书局《高中混合国文》（1935-1936年）等9套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所选文章绝大部分为文言文，且都按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规范》的规则，“榜首学年以体系为纲；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学年以学术思维为纲：各授以代表著作”。根据1936年课程规范修改的高我国文教科书，咱们仅找到了国际书局蒋伯潜《蒋氏高中新国文》（1937-1939年）与中华书局宋文翰、张文治《新编高我国文》（1937年）[1]。它们与1933-1936年间出书的高我国文教科书一同，一起流转。为了论说便利，本章同时谈论。

一

榜首二册以文章体系为纲的教科书，按文章体系分类规范的不同，可分两类。

榜首类在《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分类的基础上，参加小说、诗篇、戏曲等纯文学著作和发刊词、宣言等现代使用文体。这类教科书包含赵景深《高中混合国文》、刘劲秋《高我国文读本》、《复兴高我国文讲义》、《高中今世国文》、《高中规范国文》、立达书局《高我国文选本》，国际书局《杜韩两氏高我国文》等7套。

赵景深修改《高中混合国文》榜首二册时，面对如下问题：“在初中，咱们现已讲过作文法了，咱们也很清楚的能够别离记事文、叙事文、阐明文以及谈论文了；那末，再讲文章体系，还有什么可讲的呢？”[2]为此，他“参阅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徐伯鲁《文章明辨》，吴讷《文章辨体》，唐彪《读书作文谱》，姚永朴《文学研讨法》，吴增祺《文体刍言》，林纾《畏庐论文》，杨启高《我国文学编制谈》，薛凤昌《文体论》等书”后，终究挑选了“姚鼐的十三分法”。[3]

《高中混合国文》榜首、二册各9单元，每册第1单元是总说，其他16单元别离为序跋、传状、哀祭、碑志、颂赞、箴铭、诗篇、辞赋、论辨、书牍、赠序、杂记、小说、戏曲、奏议、诏令。比较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的分类，赵景深多出了诗篇、小说、戏曲，并将《古文辞类纂》中的“书说”改为“书牍”。这阐明在赵景深看来，年代不一样了，姚鼐的十三分法需求调整。“在这十三类里，诏令、奏议等类都已失掉时效，咱们准备选用不远年代性的文章；诏令不收妄自尊大，奏议不取阿谀奉容，此外，也讲一点诗篇、小说、戏曲的分类。其他比较专门一些的词、散曲、文评、歌谣、民间故事、神话、弹词、鼓词、影词、皮黄…等，此处都不曾详叙，其实也无须详叙；一般人最常用的终究仍是文章。”[4]

除在分类上略有增改外，《高中混合国文》与《古文辞类纂》最大的不同，是经过选文所表现的文学观念。《高中混合国文》“关于语体文亦极重视”[5]，选了不少现代人的文言文。传状类没一篇古人著作，所选4篇著作别离为尚秉和《民党死事传》，章炳麟《徐锡麟传》，宋庆龄《自传一章》，汪兆铭《自述》。因“现代作家中写序最好的是周作人先生”，故序跋类选入周作人《燕知草跋》、《杂拌儿跋》。书牍类选入周作人《城外》，俞平伯《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胡适《欧行道中寄书之三》。杂记类选入巴金《威司利》，丰子恺《旧地重游》。碑志类选入郑振铎《记黄小泉先生》，刘复《武七先生的品格》，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容墓表》。哀祭类选入梁启超《祭蔡松坡文》。梁启超的文章跟桐城古文彻底不是一路风格。“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年少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流畅，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点，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怨恨，诋为野狐。”[6]选入梁启超的文章，阐明赵景深明显不是依古文家眼光编选这套教科书的。此外，哀记中沈承《祭震女文》，杂记中姚希孟《山中嘉树记》均来自明代郑功臣编选的《媚幽阁文娱》，郑功臣修改是书，认为文者，“招供爱玩”，“悦人耳目，怡人性格也。”[7]这种文学观念跟姚鼐等人大异其趣。况且，赵景深选入小说戏曲，古文家也不会看上眼。所以，赵景深虽袭用了姚鼐的文章分类办法，跟其文学观念却大不一样。

在中华书局1934年初版的《高我国文读本》榜首册中，编者刘劲秋认为：“选文分类，始于昭明太子之《文选》，及任昉之《文章缘起》，是子孙有改变，至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而始齐备。姚氏类分十三，曾氏增益而概括之，别为十一，较有体系，今从曾氏。惟以时刻性之联系，不能无所更张：因概括‘诏令‘奏议于‘书牍类，易其名为‘书说，以‘书括之，从古制也；易‘词赋为‘美文，从今制也，余仍其旧。”[8]因而，《高我国文读本》榜首册75篇著作，别离归入论著、叙记、传志、书说、杂记、序跋、美文、典志、赠序、哀祭10类。跟赵景深类似，刘劲秋也将同代人的著作归入前人区分的体系中，例如高一涵《立志》被归入论著类，汪兆铭《我国学报发刊辞》被归入序跋类。这阐明刘劲秋虽沿用了曾国藩的分类法，但跟曾国藩的文章观念并不相同。

刘劲秋和赵景深在编选过程中，都用现代人的眼光发现“清人的文体分类法”之“不科学”[9]处。赵景深说：“姚鼐的分类，不是根据一个规范，而是根据好几个规范而分的”，[10]像“《谈动》、《谈静》都是‘书牍，但内容却是‘论辨，又如榜首册《祭夫徐敬业文》是‘哀祭，但方式却是‘辞赋。”[11]刘劲秋把论著等10类归入记叙、谈论、阐明、抒发4大类中，但有些小类，或许被切分入两三个大类中。同为序跋，刘因《庄周梦蝶图序》被归入谈论类，汪兆铭《秋庭晨课图跋》被归入记叙类，许慎《说文解字序》则被归入阐明类；同为典志，朱熹《崇安新置社仓记》被归入记叙类，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被归入阐明类；同为书说，晁错《论贵粟疏》被归入谈论类，谢枋得《却聘书》被归入抒发类，苏轼《拟校对陆挚奏议进步劄子》则被归入阐明类。

第二类教科书糅合古今分类办法，自创一格，以傅东华《复兴高我国文》为代表。

在商务印书馆1934-1935年初版的《复兴高我国文》 榜首、二册中，傅东华认为“体系”二字包含三层含义：体裁、体类和体性。体裁有三种阐明：一为言语性质上语体文、文言文、语录体等；第二，从言语摆放及声律上别离，如文中散体、骈体，诗中古体，律体，绝体等；第三，从文章意图上可分为记叙文、阐明文、谈论文。体类“是文学因演进及习气而构成的类型，旧的如文有《古文辞类纂》所分的十三类体，诗有歌行，乐府，谣，吟等类；新的如诗篇，小说，戏曲，列传，小品文等类。”体性也有三种阐明，一是风格的差异，像“高雅”“远奥”“精约”等，二因人而别，像《沧浪诗话》中的苏李体、曹刘体等，三因年代而别，像《沧浪诗话》中的建安体、黄初体等。体裁归于作文法及文学形状论研讨的规模，体类归于文学进化论研讨的规模，体性归于修辞学中风格论部分所研讨的规模。而体裁中的第三类，初中已详细讲过，体性要等高二讲。所以高一学习的“文章体系”，实践上是体裁中的榜首二类和体类。旧的分类法，像《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都不精细，况且现在处于新文学的建造时期，新的分类法需求契合两个条件，一是规范一致，二是包含新旧全部文体。依照这两个条件，傅东华将古今著作依照自己的一起了解从头归类。

像这样将古今文体分类法混合在一同，遭到部分人的责备。有人批判《杜韩两氏高我国文》文体分类紊乱且不全面：“连珠本赋之一体”，“楹联既特设一组，何故独缺骈文？唐代文学，律诗绝句既举，胡不及乎传奇？且变文，发现虽云较晚，而我国文学演化上实居重要位置，亦竟落选：是皆有待商议者。”[12]其实，类似的问题普遍存在，并成为30年代政府不予审定高我国文教科书的首要原因。担任检查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于1936年末上教育部呈文中说：高我国文教科书“送审者仅四部，一经签令批改，殊少再送检查者，推原其故，谅由文章体裁新旧杂糅，编者欠于剖析，混其观念，莫得指归，为其大梗。”[13]

二

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内容的教科书，按编者情绪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傅东华《复兴高我国文》为代表，以近代文学观念从头观照我国文学史。另一类以正中书局《高我国文》为代表，仍站在桐城派的情绪了解我国文学源流。

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复兴高我国文》第三、四册表现了编者对“文學”的价值判别：风格新鲜，表情实在天然，能够反映年代的著作是好著作，无病呻吟、涂脂抹粉、装腔作势、“载道”的著作是没有价值的。他首要经过比较不同门户的著作来杰出这些价值判别。

傅东华以梁启超《吾往后所以报国者》、黄遵宪《聂将军歌》及严复《译天演论自序》代表近代文学。在《吾往后所以报国者》后评到：“像这样‘杂以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就是从古文到现代语体文学的一种过渡形状；咱们从近代文追溯到古文，应以知道这种文体为起点。又就本文而论，咱们不光能够知道这种‘新文体，并能够知道这种文体所发作的年代背景。这年代背景的知道，也是本学年精读各文中所要特别留意图一点。”[14]在《聂将军歌》后评到：“精彩处在通篇都是详细的描绘。”这两处谈论，实践告知了傅东华的部分文学观念：赏识文学应顾及年代背景；文学著作要有“详细的描绘”。

在清代文学部分，傅东华特别重视桐城派、阳湖派和“性灵派”之间的比照。他以吴汝伦《严译天演论序》、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吴敏树《与筱岑论文书》、姚鼐《登泰山记》与方苞《游雁荡记》代表桐城文章；以恽敬《游翠微峰记》代表阳湖文章；以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与袁枚《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代表性灵文章。他认为，“《说京师翠微山》的作者将情面赋与了山”，《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将山神话化（第三节）”。这两篇著作“都是幻想效果，也就是所谓‘性灵，性灵就是‘能解人意中郁结；人无可说或要说说不出，而我代他说出，就是有性灵的文章。”而像《游雁荡山记》中“游山而觉‘兹山不行记，就是没有性灵的自白。但知其不行记而记之，其旨在于示人以‘圣贤成己成人之道，这就叫做‘见道之文，也就是‘文以载道。从这课和前课的比较上，能够看出‘性灵派和‘载道派的一个明显的对照。”《游翠微峰记》所代表的阳湖派古文风格“刚正”，这种“刚正的风格是桐城阳湖两派的古文所一起的，因而这两派的古文大都使人感到枯燥而无情味。”姚鼐《登泰山记》“于朴素中见减弱情味，为桐城派古文的最高境地。”

在明代文学部分，傅东华特别重视性灵文学与归有光等人著作的比较。他认为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的“自伸其才”和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中的“自得”差不多。但《雪涛阁集序》“认为时变文即不得不变，故建议古不行复”；《项思尧文集序》“认为古人所以传，为有所自得，我果有所自得，则亦古人矣，故建议古不行效而可追”。所以归有光“虽与公安竟陵同在对立复古的情绪，而风格究不一样。”

跟《复兴高我国文》不同，胡怀琛修改，正中书局1935年初版的《高我国文》第三、四册在勾勒文学源流时深受桐城派的影响。

胡怀琛认为，“清代散文，在其初期，犹未能尽除明末余习；或颓丧，或叫嚣，杂乱殊甚（一二名家为破例），至方苞而始归于‘清醇雅正，这今后姚鼐继之，遂演成‘桐城一派，今人关于桐城文，或誉之，或毁之，观念不同，殊难决定为谁是。总归，在该年代，不得不有此文，是桐城文乃年代之产品。论桐城文者当于此点着眼。”[15]并称誉“自姚鼐选《古文辞类纂》一书，分文体为十三类，乃始精细；而于各体复穷源竟委，详为阐明，撰一序文冠于卷端，学者得此，关于我国文体之演化，能够知其大约。今选录于此，以便吟诵。”可见他对桐城派的点评适当高，故选清文时着重于清初古文三我们及方苞、姚鼐与曾国藩。

胡怀琛论文特别留意理出古文文脉。他将“铭诔各体”之源溯至《礼》，故选《小戴·檀弓》11则。将“纪传铭檄”溯至《左传》，故选《左传·季札观乐》。认为“推理之文者，多导源于《孟子》及《庄子》”，像韩愈为“得于《孟子》者”，苏轼为“得力于《庄子》者”，故选《庄子·逍遥游》与《孟子》5章。“欲溯我国抒发散文之源者，不得不穷究《史记》也”，故从《史记》中选《屈原传》《孙子传》《李将军传》。因“后之作记叙文者，除《史记》外，亦兼习三史”，故选《后汉书·班超传》，《三国志·出师表》。在学习唐宋八我们与清代古文家著作时，胡怀琛特别着意作者风格来历。他差异韩柳甚为详尽。“柳宗元之思维亦与韩愈不同。韩之思维纯属儒家；柳则多读周、秦诸子书，故其文之佳者，多学诸子之寓言”。“柳宗元之散文，在唐代与韩愈并称。然二家蹊径不同。宗元文以游山水小记为最佳，盖被谪于永、柳二州，其他亦多佳山水，谪居空闲，得以纵览泉石之胜，写来笔下，尽成宏构。不特为柳文特征，抑亦后世山水行记之祖也。其源虽出于《水经注》，然《水经注》则不过偶然一两句，不及宗元能独立成篇也。”他很留意差异宋代古文家和清初古文家各自文章的根由。“老苏之文，出于战国策士”；东坡之文“有一二似庄子处”；“王安石文，出于先秦法家”；曾巩“其文亦多源出于刘向”。侯方域之文“豪放不拘，然亦间有草率处。于司马迁为近”；魏禧之文“凌厉雄杰，慷慨淋漓”；汪琬之文“镇定自若，颇能演欧阳永叔归震川之余绪也。”

在选近代文时，胡怀琛亦着力于跟桐城文的远近。他认为“清同、光今后，以致民国之初，文之尤可观者，分为数派：其一，演桐城之余绪，自曾国藩而下，如吴汝纶以及桐城诸作者是也。其二，以周、秦诸子之文，译西洋小说学术者，严复是也。其三，以唐人传奇之文，译西洋文学者，林纾是也。其四，以极浅显之文，畅谈时务，梁任公是也。其五，从龚自珍下手，一变而为豪放绝塵之笔，用以写革新排满之文，南社诸作者是也。此外派系尚多，难以尽述，而章士钊之政论文章，亦为其一。”[16]于此五派中，他选严复译《天演论导语七》、林纾译《肉券》、章士钊《赵伯先事略》而不选梁启超之文，即着眼于跟桐城派联系的远近。

胡怀琛认为清初散文未能尽除明末余习，或颓丧，或叫嚣，杂乱殊甚，实践指向公安竟陵、袁枚李渔等人，天然不选其文。关于古代小说，胡怀琛也不垂青，唐传奇仅选《南柯太守传》备格，明清长篇小说节选《三国演义》一段。这虽跟傅东华《复兴高我国文》天壤之别，但在其时也十分具有代表性。[17]

可见30年代的高我国文教科书第三、四册虽大都按“文学源流”编制，但因编者所站情绪或“正统”或新锐，教科书所出现的“文学源流”实践并不相同。

三

第五、六册以“学术思维”为纲安排内容的教科书，据偏要点不同，可分为两类：正中书局《高我国文》偏重“思维”，以《复兴高我国文》为代表的其它教科书均偏重“学术”。

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复兴高我国文》第五册“所包品种为学术概论，文献学，考证学，文字学，史学，及宋明理学心学；以年代言，为自现代上迄北宋”；第六册“所包品种为梵学，诸子学及经学；以年代言，为自唐上迄周秦。”[18]这两册根据冯友兰、胡适、梁启超等近人的学术观念，勾连我国学术史。一面照料年代头绪，一面杰出学派区分。全书次序底子由清代上溯先秦，于各代思潮各有偏重。清代偏重考证学、颜李学派、文字学、史学。宋明偏重理学心学。唐代学术不兴旺，傅东华没有选讲。汉末魏晋六朝偏重梵学、黄老与方术。先秦偏重孔孟、荀子、老庄、韩非、公孙龙子、墨子。为了杰出各学派，《复兴高我国文》并不严厉遵从时刻次序。许慎是东汉人，为了会集学习文字学，却将《说文解字叙》放在清代讲。为了会集叙述理学心学，将孙中山《知行畅谈》放在王阳明之后讲。关于某些学派，《复兴高我国文》并没有选其代表著作，而今后人研讨成果来替代，比方讲老子时，课文为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讲墨子时，课文为胡适《墨子小取篇新诂》。

在谈论清代学术时，傅东华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影响，特选其间“畅谈清代学术之承传分配”的一二节“作今后各课之总引”[19]。傅东华将清代学术分为汉学、颜李学派、小学与史学四大块。汉学部分选入江藩《汉学师承记》以明“汉学传统之概略”；以顾炎武《答友人论学书》“代表清代学者对立宋明心性之学的定见”；以《答李子德书》“见清代朴学家‘脚踏实地‘无征不信的治学情绪”；以《清朝先正事略》中《阎百诗先惹事略》“示清代汉学家之考证办法”。颜李学派部分选入戴望《颜习斋先生别传》，“所谓躬行实践之学，可于此传见之”；以颜元《学辩》“代表颜习斋一派之有用主义之教育建议”；以李塨《颜先生计学编序》“阐明其师学说为‘复古道”。小学部分以戴震《六书故序》、许慎《说文解字叙》、朱骏声《转注假借说》、王引之《经传释词序》、周予同《关于甲骨文》“略窥我国文字学之梗概”。史学部分以王国维《古史新证畅谈》、章学诚《史释》、何炳松《我国史学之演化》阐明治史的情绪及史学之演化。

在谈论宋明学术时，傅东华深受冯友兰的启示，并将理学、心学当作宋明学术的重心。因冯友兰说：“周濂溪盖取道士所用以讲修炼之图，而与之以新阐明，新含义。此图说为宋明道学中有体系著作之一。宋明道学家讲国际发作论者，多就此推衍”，故选入周敦颐《太极图说》。因冯友兰认为“明道伊川兄弟二人之学说，旧日多视为一家之学。但二人之学，开尔后宋明道学家所谓程朱陆王”，故节选《明道语录》与《伊川语录》。选张载《西铭》，课后“暗示”中引冯友兰之语称张子之学“以气为万物之本体”，重视“除我与非我之边界而使个别与国际合一”。选陆九渊《与李宰第二书》及杨简《绝四记》，引冯友兰“象山哲学中虽只要一国际，而仍言所谓行上行下。至慈湖则直废此别离”以明陆杨异同。因冯友兰说：“阳明之学，彻上彻下，致良知三字实能够包含之”，“其学之首要意思，见于所著《大学识》一篇”，故选王守仁《大学识》。

傅东华关于先秦至魏晋六朝学术的了解也多受胡适、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谈论魏晋学术时选入梁启超《我国梵学之兴旺及其特征》。胡适在《我国哲学史纲要》中说，“孔子学说的全部底子，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一部易经只要三个底子观念，（一）易，（二）象，（三）辞”，傅东华深认为然，故在《复兴高我国文》先秦学术部分选入《易·系辞》。

与《复兴高我国文》不同，穆济波编，正中书局1935-1936年初版的《高我国文》第五、六册虽也以“学术思维”为纲，但偏重“思维”。

该书出书前，穆济波就有关中学国文教科书出书事宜托人与商务印书馆接洽。1934年，柳诒徵致信商务印书馆修改何炳松，“近晤穆等81人当丞。济波字鹤卿，我国先生谈及中学教科陆维钊等言。仅书亟须改进，穆先范毕时任商务生创京兴办处理。一新体，分编六十围紧缩自组可难论》一供师生自在教立榜首师大学教授授自在研讨之用，阐明后，任上军总司参阅，蔡元培均极详备，其要旨尤在，诒徵因而国文教法使一般学子得知吾售熊先惹事国民族底子及海穆先生还有历史文明演进之要和新文明运印书馆。诒徵叹为历来中等国作…任东南大文教科未之良法年26岁，有之良法亟须改进，不由别人代，兹将其任南京国希冀为油印样本寄呈，发起售《新唯识台览16年任当也，幸以教育家眼光详加孑民，浙江孑民，浙江审订，如贵馆教育孟晋为能采觅之多纳辜鸿用此种讲义，十二月十兼容并穆先生愿先生致过以出书之事相业，也新学（属，其怎么订约之学研细处希与穆先生40年），京高直接。其间年中进士，商讨。闻孟晋为爱国女校校穆先生还有函致执很快，两写介事，诒徵吸坐，马上就因而，历任南授自在书体裁精善，特再等传统立榜首师具书介绍，希但不知穆穆先生冀为是一个即可为之一中等教育国文教法开一时任商务”关新纪劳。说：“元，倏将业，也想高。19生相识。虽明不以鄙意为过当也。”关…”[20]但商务印书馆并未出书穆济波所编教科书，却是半年后正中书局出书，穆济波所编的《高我国文》第五、六册，着力点确在“吾售熊先惹事国民族底子及海穆先生还有历史文明演进之要”。

《高我国文》第五册前六篇著作为其它高我国文教科书所未曾选，“俱为有关吾国古史较早之传说，凡述我民族之开化者必将有取所以。”[21]《国语·鲁语上·展禽论祀爰居》“提醒之‘禘‘郊‘祖‘宗‘報五种祀典，为我民族立国立教之精力地点，与国际其他民族之崇拜一神或多神者之宗教观念绝异。盖彻底出于崇德报功之‘人文的‘道德的思维，而非沿于迷信故也”。《国语·楚语·观射父对昭王问》标明“吾族文明精力自古即极点重视人事”。《春秋左氏传·剡子论官》“言我国古代官制之始也”。读《易·系辞传下·古者包羲氏章》“可知古之所谓‘王全国者，专一要则为能开发作产文明以裕民生”。《诗·商颂·长发》与《诗·鲁颂·宓宫》“见吾国古代由氏族社会而进于封建社会时刻之史实。其所讴歌者，不过出产文明之增进与民族胀大力之开辟，祖德宗功，极大乎是。”

该书谈论儒家思维时要点彰明民本与“公全国”。穆济波捉住《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认为“二千年来，生民之祸愈演愈酷，皆不均不平之所造成的也。儒家公全国之心，徒见诸虚文，可叹也。”选《礼记·礼运·大同小康章》，“此孔门之师说，‘小康之治，仅足以救乱于一时，必一返于‘大同之世然后能够底子弭乱。拨乱兴治之功，一言以蔽之曰，‘务公去私罢了。”认为《孟子·万章问·尧舜禅让禹传子章》“发挥圣人‘公全国之心，最为透彻”，“我国之必为民主的国家，即为我民族固有的政治先天性之闪现效果，孟子启之于二千年曾经，中山行之于二千年今后，年代社会虽不同，其实质固一也。”认为《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章》“发挥孔门王霸之辨，指斥以力服人者纵可成功，亦绝非国泰民安之策，王道精力在于生民而不在于杀民，在于以所养养而不以所养害其所以养。必以使民皆得其养，然后可谓行仁，故以制民之产足遂其生为王政之本。”选《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章》，慨叹“今天之知识界，上不能为孔孟，下不能为熏陶，而残羹冷炙不认为耻，诚哉其不如荷蓧许行只能自力更生也。”选《孟子·滕文公下·夫子好辩章》，认为“孟子与杨墨之争，为公全国而争，非为个人之见或为一家学派异同之见而争也。”

该书谈论两汉学术时，要点在政论家及今文经学家的事功方面。选贾谊《论储蓄书》，“所云驱民于农，使得自力更生，使民有储蓄然后能够给国用治安之要，彻底重视于国民经济之安稳。非仅克扣民力以供政府之储蓄罢了。”选晁错《论守边备塞书》，“汉兴以来边计之未备，乃倡选常居者，屯田筑城，厚利禄，予对抗，以安其居。行赏赎罪，以鼓其气，使公民有效死乐生之心，庶可与国同休戚。今天边患日急，备边之法亦异，然徙民实边，实为不易之法，读此文可作筹边捍患者之一助。”以董仲舒《限民名田疏》“见儒家均平方针之经济的思维之一般。”选贾让《治河奏》，“汉人治经，以切有用为主，不光引经断狱，且治水亦按经义，后人但谓汉儒徒知训诂，殆诬言也。”选刘向《极谏娘家封事》，“汉儒治经术者，每喜言灾异，盖欲以天变可畏，救正人事之失，自董子以来，莫不如是。”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切责其时儒者狭窄不容异己之弊甚切著。”

谈论清代学术时，穆济波选入黄宗羲的《原君》，这是该篇初次出现在高我国文教科书中。他认为，“黄梨洲于鼎革之际，目睹亡国惨祸，乃痛切言之，认为后世戒。然犹未敢倡无君之论，若道家言也。至十八世纪欧洲民约论出，民主政治思潮，席卷全国，与吾国固有民本思维暗相媾合，而中山先生民权主义，乃随年代而发作，以构成后来之中华民国，则此文固代表一年代觉悟之精力，未可忽视也。”

穆济波对形而上学、梵学，宋明理学、心学均不热心。其它教科书讲魏晋南北朝学术，要点在形而上学与梵学，而穆济波仅在副篇选梁启超《释教之初输入》，正文四课简直都跟形而上学梵学无关。宋明本是哲学史家和学术史家浓墨重彩的年代，但穆济波也不垂青，周敦颐、张载、二程、陆九渊等重要人物的著作都没有选进来。

归纳穆济波编《高我国文》第五、六册的内容，与其说偏重学术，不如说偏重思维，“要旨尤在，诒徵因而国文教法使一般学子得知吾售熊先惹事国民族底子及海穆先生还有历史文明演进之要和新文明运印书馆”。这两册教材所显示的“吾国民族底子”，是儒家的“公全国”与民本思维。不只讲先秦学术时到处点明。宋代学术选欧阳修《本论》，清代学术选黄宗羲《原君》，也都为究明“民本”思维在子孙的演进之迹。

注释：

[1]《蒋氏高中新国文》并没有严厉依照1936年课程规范修改，前四册以文学源流为纲，后两册以学术思维为纲。

[2]《高中混合国文》（榜首册），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第24页。

[3]《混合国文修改粗心》，《高中混合国文》（榜首册）。

[4]《高中混合国文》（榜首册），第24-26页。

[5]《混合国文修改粗心》，《高中混合国文》（榜首册）。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中华书局，2010年，第128页。

[7]郑功臣：《文娱自序》，《媚幽阁文娱》，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

[8]《榜首册编例》，《高我国文读本》（榜首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9]《高中混合国文》（榜首册），第24页。

[10]《高中混合国文》（第二册），第15页。

[11]《高中混合国文》（第二册），第17页。

[12]王恩华：《国难后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概要》，《师大月刊·卅二周年纪念专号》，1934年12月17日。

[13]《国立编译馆呈文》，《国立编译馆馆刊》第20期，1936年12月10日。

[14]有关该书的引文均来自相关课后暗示，不逐个注明。

[15]《宣左人哀辞》题义，《高我国文》（第四册），上海：正中书局，1935年。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来自各课题义，除特殊情况外，不再逐个注明。

[16]《赵伯先事略》题义，《高我国文》（第四册），上海：正中书局，1935年。

[17]何炳松、孫俍工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复兴高我国文讲义》关于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篇都没选，编者尽管理解公安竟陵在晚明文坛不能疏忽，但仍不选其文，这跟胡怀琛的做法类似。

[18]《第五六册编制阐明》，傅东华《复兴高我国文》（第五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9]有关本书的各引文均来自该书相关课文的课后暗示。

[20]方继孝：《商务印书馆不为人知的故事》，《我国保藏》2006年第2期。

[21]《易·系辞传下·古者包羲氏章》题义，《高我国文》（第五册），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本文有关正中书局《高我国文》的引文都来自相关课文后边的“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