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骨明心 儒以见骨，道以明心
李佳晓
《滕王阁序》除掉文学审美，还应有儒、道思维交融的深意。其间既有从志向、节操两方面临儒家情怀的表述，也有从风骨、心境两方面临道家日子表明神往。儒家为进、道家为退；儒家为显、道家为隐；儒家为入世，道家为滋补。
一、物遇不平而鸣，诗以“多舛”而歌
《滕王阁序》的文字弥漫着大唐文明的气量，也只要唐代文人能够吐纳如此大气磅礴的文学创意。王勃幸运地出世在这样的年代，于家教中饱尝诗书礼乐的熏陶，加上本身对国际的灵敏和对文学的天分，成果了他作为初唐四杰之冠的位置。 可是福祸相倚，否泰相承，在许多的顺境之外，王勃亦有着许多不幸的遭受。王勃的祖父是隋代学者王通，但王勃的父亲却因王勃的获罪而牵连被贬；仕途中，王勃早年及第，两次为官，但其每次出仕都以祸事做结，致使几乎丧了性命；威望之上，王勃的诗文于其时便已名满全国，但其卻有过由于生计困顿而求助别人的阅历。顺境与窘境的交错，使王勃对人生多有慨叹，而《滕王阁序》恰是这种慨叹的会集抒情。
一般以为，《滕王阁序》创造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 7 5年） 。是时，王勃已被贬为布衣之身。 其南下交趾，仅仅为了探望同遭贬谪的父亲。其间路经南昌，幸遇当地官员摆酒设宴以庆重阳，才有此文栩栩如生。王勃作《滕王阁序》时，死后是悲喜交杂的往事，面前是山海相隔的旅途。但王勃却在文间流露出一种信仰，即面临崎岖的命运时，仍旧用旷达的情怀来持续日子。 这种信仰的背面，有着形上哲思的支撑。
唐代的哲学，以佛家思维文明独盛，与佛家比较，儒、道二门显得黯然冷清。 可是儒家的教化并未隔绝，道家的洒脱亦在连续。儒门有韩退之续善良之道于孔孟之后；道家有成子实注老庄经典成重玄之理。在大师之外，儒、道之道理亦在悄然承传，仅仅其传承有着唐代的共同方法，即以诗篇论说前贤之情怀，以美文抒情士人之神往。《滕王阁序》，字不满千。 以文法观之，其字字珠玑无需多言；以道理观之，其传承立意亦不粗陋。
二、安贫以修身，知命而从心
儒家以修身为本，修身境地有圣人、正人之分。 圣人致广阔而尽精微，从心欲而不逾矩，其境地易言表而难修成，故孔孟亦不曾以圣人自居。 正人境地虽不及于圣人，然其上达之志、善良之节，可言、可行、可赞。故孔子论及正人之道时，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之说。《滕王阁序》中，王勃虽自谦为一介书生，然其志向所向，节操所贞，全然是儒家正人的范式。
儒家志向，在于诚心正心以修善其身，齐家治国而兼济全国。《滕王阁序》言：“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三尺微命，是谓人较六合之藐小；一介书生，是言位较权贵之低微。 人微言轻，然志向却如九霄之长虹。初唐年代，边境不决，民生未安。仁者之志，当于马背之上追亡逐北，以平四方之兵乱；当于庙堂之下献计答问，以抚神州之疮痍。
孔子曾言：“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王勃虽言在请缨投笔之军旅，但志在杀生成仁之志向。王勃在请缨无路时，只能将投笔之情寄于诗文之中。 此种寄予，既有时运不齐之无法，但更有据守志向之醒悟。孔子曾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志向能蔓延时，当以披荆斩棘之势施展志向；志向遭到压抑，则当愈挫愈奋、九死未悔。故言：“返老还童，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正人穷时，方能愈坚青云之志；小人若穷，则其志多变而无操行。 由此可见，高远的志向与坚决的节操历来都是寸步不离的。
《滕王阁序》言：“ 孟尝高尚，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獗，岂效穷途之哭！ ” 孟尝志向当然高尚，然若不能克己尽仁，便空有兼济全国之志向；阮籍行状虽为猖獗，但其面临纲常崩坏，亦会有穷途末路之痛哭。在王勃看来，孟尝狷介而不重实务，阮籍悲愤而不尽人事。惟有一以贯之以善良之道，笃守之，力行之，达而不骄，穷而不馁，刚才是正人的节操。
安贫而通志向之高远，达人而知节操之长久。立志向，守节操，然后能乐天知命。 故孔子曰：“ 不知命，无以为正人也。”志向、节操皆是儒家正人之情怀，《滕王阁序》一文对此多有倾吐。
三、道法以本真，逾越而天然
相对儒家致力于善良教化，道家更重视生命的本然。虽然老、庄思维存在着差异，可是两者都企图在“含义”之外另辟蹊径，以求生命窘境之摆脱。 王勃作《滕王阁序》时，身遭贬谪，流于南海，浪迹江湖，作客异乡，其形也仓促，其言也忿忿。然于怨言惆怅之中，却有洒脱之气弥漫文间，其风骨栩栩，心境翩翩，尽显道家神采。
道家风骨，在外显为逍遥，于内化为心斋。《滕王阁序》言：“ 天高地迥，觉世界之无量；兴尽悲来，识盈虚之以无心观之，世界无量而天人相通；以稀有。”有心观之，盈虚稀有而忧从中来。 从道家看来，荣辱皆是外在，心境神往逾越；在王勃看来，与其嗟叹时运，不如寄情六合，所谓“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这种心境的描写。儒家极重善良之责，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豪举；道家发起清静无为，但其以无心为旨，对此并不强求。“杨意不逢，抚凌云不逢听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众，亦珍惜本身；既遇知音，亦无所纠缠。凌云流水，皆是生命之乐，而不强求共识，自得其乐，方是道家心境。
王勃作《滕王阁序》时，年虽不及而立，然其已遍尝世事痛苦，故而有言：“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东隅者，建功立业之机会；桑榆者，相忘江湖之洒脱。 当世之时，志向犹在却机会已逝，心境逍遥而洒脱非晚。故抑志向而游逍遥，谦虚斋以待明日。于此取舍之间，正人情怀化为逸者心态。 天若再假其数十年岁，则其间之儒、道交融，必更加清晰可见。然天妒英才，文华永逝，开掘其儒、道和合之哲思，惟赖今人详加推测。
四、儒以见骨，道以明心
儒家亲亲仁慈，道家清静无为；儒家刚健自强，道家贵柔重反；儒家兼济全国，道家喜爱其身。 儒、道不同，如是等等，故抵触亦在所难免。 然儒、道皆出于先秦浊世，皆有经典长时间传承。 同出浊世，故有类似之关心；同有传承，故能影响之不停。秦汉以降，儒、道于抵触中交融，于交错中对话。故士人哲思行状或儒或道、时儒时道、亦儒亦道，皆不为奇。《滕王阁序》一文亦是如此。
其一，儒家为进，道家为退。《滕王阁序》言：帝阍宣室，“ 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天人功名，士人多为其欣欣所向。儒家以济世为怀，济世又常需功名为佐，故儒家催人进步。 然帝阍高远，宣室难登，能献计庙堂者实为少量。
且高居庙堂，费神苦思，不若曳尾于涂中而保其本真，故道家劝人让步。此便是说：满意时，可用儒家志向仕进；失落时，可凭道家心境退隐。儒、道思维和合便是教人在进退上收放自如，化解进退维谷的窘境。在这两难窘境的化解中，进退虽表现为两个方向，但其都是人生价值的完成，进退的差异仅仅完成人生价值的不同方法。 如此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二者思维的和合刚才引申出第二层意味。
其二，儒家为显，道家为隐。《滕王阁序》言：“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云间。” 日下长安，报国之所向；云间吴会，神游之所归。报国之志，显于日下；神游之心，隐在云间。报国与神游可并存于专心，儒、道之哲思亦可同存于一体。此便是说，儒、道为一体之双面：儒者如乾，道者如坤；乾者自强，坤者厚德。儒者为显，道者为隐；显者不彰，隐者不昧。于进步时，虽以儒家志向暴露于外，但其道家风骨躲藏于内；于退讓时，虽以道家心境容纳万物，但其儒家节操一直未消。儒、道思维和合便是将儒、道视为一个全体，这个全体表现为显隐双面，而和合于人生价值的完成之中。这儿与其说儒家为显，道家为隐，不如说是将显的一面命名为儒家，将隐的一面命名为道家。其实，显隐本是敌对中的和合一体，儒、道也在争鸣中得以互为补益，故而《论语》有超然的曾点气候，而《庄子》亦假托颜回代言坐忘。儒、道和合不只使人化解进退维谷的窘境，也使人在“显”中读懂“隐”的奥妙，在“隐”中理解“显”的含义。“显”的含义在于开辟工作，“隐”的奥妙在于滋补生命。由此，人生价值便在开辟和滋补中得以全面完成，而这也是儒道思维和合的第三层意味。
其三，儒家为开辟，道家为滋补。《滕王阁序》言：“请洒潘江，各倾陆海。” 此句虽为行文之结语，其意是说期望在场诸君各显其能，表现出潘岳、陆机那样的才调，为滕王阁之宴多奉献出一些美文佳作。可是纵览全文，此处亦可发挥出儒、道思维和合的深意。 陆机、潘岳皆是西晋咱们，《诗品》曾言二者：“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二人文章各有特点而不分伯仲，其日子态度亦各有所爱。《晋书》记载陆机有“ 谨记儒学，非礼勿动 ”的儒者行状；而潘岳的《闲居赋》则表达了他“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的道家心态。咱们以为，儒、道二家对人生的含义亦是各有所长。
儒家重实务，勤开辟；道家喜玄思，多滋补。生计之斗争离不开儒家的志向与节操，生命之体会少不了道家的风骨与心境。 由此观之，儒、道二家惟有相辅相成、和合一体，方能给今人以齐备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