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丝年味（外一篇）

姚正安

每年刚进腊月，我就非常想家，直至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此种感觉，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反正绝不是一个“孝”字所能概括。于是，除夕那天，我会归心似箭赶回乡下老家，与父母及弟弟过年。这样的行动，已持续三十多年，即使后来成家，有了孩子，也还是手提肩扛地往老家赶。记得有一年除夕，正下着大雪，路上车子无法通行，我硬是找了一条挂浆船，一家三口蜷缩在小船上，在寒风大雪里颠簸了三小时，才于晚饭前赶到。

团圆饭

春节为什么会千军万马大迁徙，冲着的就是团圆，而团圆饭自然是少不了的。

耄耋之年的母亲已经“退役”多年，团圆饭主要是弟媳掌勺，妻子做帮手。

一间不小的厨房，土灶、煤气灶、煤炉，一齐上。厨房里，油烟腾腾，热气滚滚，香味氤氲，正应了小说家毕飞宇的说法：“过年是一件很乡下的事。”倘若蜗居在商住楼里，局促的厨房，哪能摆得开这阵势？

六点不到，圆圆饭（年夜饭）就开席了。

菜肴真是丰盛，再不是我记忆中的几大碗，芋头烧肉、煮鲢鱼、汪豆腐、红烧肉圆，都寓意着“年年有余”、“年年富裕”、“团团圆圆”。鸡鸭是不烧的，免得鸡争鸭斗;烧了豆腐青菜汤，但不喝，说喝了汤，出门就遭雨。现在，有冷盘、热炒，还有很多烧菜。早些年，还吃过火锅，灯光下，那气氛，真让人激动。现在日子好了，几乎家家如此，菜肴满满当当会摆上一大桌子。

父母健康，是子女的莫大幸福。因此，吃团圆时，我们首先齐祝父母身体健康。两位老人均已九十岁以上，一直生活在老家，生活自理。看着父母皱着眉头喝酒的表情，我感到快乐而满足。父母若干年一贯制，也祝孙辈们学习进步，祝我们工作顺利。语言朴素本分，表达很切合实际。

团圆饭的时间其实很短，但不少人为了这顿饭，付出的代价还是挺大的。

团圆饭结束了。妈妈准备到庙里烧香，孩子们等着看晚会。

多年前，团圆饭后，还要跨年火，在户外点起柴火，每个人在火上跨过，说是祛邪气。这些年也免了。

爆竹雨

说句不讨喜的话，我从未完整地看过春晚。春晚的节目与日常文艺节目没有多大不同，仅仅是将多种形式和内容的节目汇总而已。有些节目为了吸人眼球，表演上恶心（如说话不男不女，动作扭扭捏捏），内容上也有不少粗俗之作，看了让人心里添堵。你说大过年的，谁愿意与自己过不去呢。比如有一年播放的小品《卖拐》，纯属捉弄人，把一个好好的人硬是弄成了残废。你说，这是什么事？这个节目到底想告诉观众什么？我至今仍想不通。

去年除夕夜，我与家人聊了一会，八点半就洗漱上床。因喝了点酒，不一会就乘上了去苏州的列车。老家人把睡觉说成是上苏州，疑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关。老家还有一种说法，叫“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物质匮乏年代，睡觉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熟睡中，我被没头没脑的爆竹声惊醒。抬腕一看，刚好十二点：新年到了。

于是，那爆竹声，像夏季的雨，急急匆匆，哗哗啦啦;像大海的潮，轰轰隆隆，奔突呼啸。忽地，蹿出一两声巨响，像春雷，又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不知是谁家放的钢炮，还是特大焰火。

过了十来分钟，父母卧室的门响了，原来是父亲起床烧香放爆竹。父亲九十一岁了，但春节的相关活动还是父亲亲力亲为。我们家的爆竹响了，像小小雨点，汇入浩大的夏雨里，分不出是我家他家的。

爆竹声，一直是狂烈而均匀的，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

我享受着这种难得的爆竹雨的声响，小城市里没有这种集中迸发的声响，大城市绝不会有，只有在农村，在老家，一年都会与我有一次约会。

这是村人们辞别旧岁的隆重仪式，也是祈祷新春的最好手段。

其实，除夕下午，我进村的时候，就听到零零星星的爆竹声。有人说，农村人喜欢放爆竹。错了，你想想，在这新旧交替的大节里，农村人还有什么更好的形式和内容来表达心愿、娱乐身心呢？尤其是在农村文化渐趋衰落的今天。

舞龙

记不起，村里舞龙始于何年。

村里有一座慈云庵，里面没有尼姑也没有和尚，由几位上了岁数的农民负责料理事务。据我所知，庵是专指佛教出家的女众居住的处所。这慈云庵早先住过尼姑吗？不得而知。爸说慈云庵有来头，香火曾经很旺盛，波及十里八乡。

春节期间，庙上领头的拉起十几个五六十岁的男性，组成舞龙队，挨家挨户地舞。

大年初一，刚吃过早饭，妈妈就让收拾好饭桌，腾出空间，说，马上舞龙的要来了，赶快收拾，龙要进屋子。

弟弟准备了红封子和两包烟，用妈妈的话说，“新年打头的，不能让人家白跑”。

九点多钟，响亮的锣鼓声中，舞龙队走进了院子。一位年长者捧着尺盘，盘子里有钱有烟有糖果。舞龙者，都是村里人，不少是一块长大的。彼此问候，不知不觉，龙已经舞过了。

我送他们出去。折回来，看到妈妈嘟囔着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我问妈，为什么？妈说，每年都到屋里舞一圈，今年就在院里晃了晃就走了，东西倒会要呢。

我说，这有什么，有个意思就行了，院子不还是我家的。

妈严肃地说，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没有舞龙，不还是挺好。人家也不容易，几百户人家，家家要跑到。

他们跑哪块是白跑啊。妈真的很生气。

妈不说了，明年请他们到屋里，好好舞舞;要不，我明天再请他们到我们家舞舞。

正说着，外甥们来拜年了，妈的不快当即消失在晚辈们的欢声笑语里。

大年初二下午，我就离开老家，回到城里。好在还有三百多天，我又将回来过年。

于过年之记忆，似乎越来越稀薄，仅剩下丝丝缕缕，如团圆饭、爆竹雨者。

回望老家，我不禁怅然地问自己：那年味的丝缕，会中断吗？

真的假的

一次买菜回家的路上，遇上一位老熟人。他问我买了哪些菜。我回答，就买了点大蒜和猪肉。他眼睛大大地看着我，突然冒出一句：你还敢买猪肉啊？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这家猪肉不错，细嫩而且闻起来挺香。他用十分研究的眼光盯着我，慢悠悠地反问：真的假的？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是怀疑我所说的真假，还是怀疑我买的货色真假。我也用反问的语气回答了一句：怎么会假呢？

我所遭遇的“真的假的”式的对话场面可不是一次了。

有一次，因为工作需要，我为某领导驻点调研提供服务。活动结束后的一次聚会，我向席间的朋友介绍了我的服务感受。说，现在领导人的作风真的改变了，不摆谱，没有架子，真的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刚说完，几个人居然异口同声地问：真的假的？当时，我有点不高兴，因为纯属于聊天，我有什么必要说假的呢？如果是假的，不是明摆着是我拍马屁吗？领导不在场，我有这个必要吗？显然，他们是怀疑我所说的真实性。我说，爱信不信，反正，我没有必要说假话。这时，有人出来打圆场，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怀疑你，更不是说你什么，因为现在吧……吧了半天，也没有吧出个名堂来。他没说出的话，我是明了的。

我说的是真的，但人家不信，没办法。信不信，是别人的权利，强加不得。

还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自己的钱包掉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硬是从他钱包里找出一张名片，辗转找到他，并完璧归赵。在场的几个人皆脱口而问：真的假的？有人甚至讥笑朋友是在编故事，弄得那个朋友恨不得赌咒发誓。即使是赌咒发誓，有用吗？没用。不信，试试。你拿着一件货真价实的商品到大街上叫卖，说自己的商品是真货，价格比同类产品低多少多少，看看，有几个人信，又有几个人买。

经历多了，我就在想，为什么人们习惯于用“真的假的”这种满含怀疑与不信的反问来对待生活中出现的事件呢？

有人以为，这是口头禅，是语言习惯。我不这样认为，我倒觉得是思维方式，是人的思想因深受社会影响在语言上的自然流露。

小时候，听老师讲英雄故事，没有一个小朋友问真的假的，都是耳朵伸得直直地听，动人处，甚至还流泪。村民们听干部介绍好人好事，说某人不讲报酬，一夜割了多少亩麦子。当时没有一个农民会用怀疑的语气问“真的假的”，说不定听者中的若干个第二天也成为领导表扬的好人好事的主角。

不少人可能都知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吧。周朝那个残暴而腐败周幽王，为了博爱妃一笑，居然玩起了无事点烽火的游戏。烽火是战争的信号，临近的诸侯看到了烽火，以为敌人来犯，便领兵赶到城下救援，但见鼓乐喧天，太平无事。各诸侯敢怒不敢言，只好气愤地收兵回营。但事隔不久，西戎果真来犯，虽然点起了烽火，却无援兵赶到。

我想诸侯们看到烽火也一定心生狐疑：真的假的？遂以为是假的，而按兵不动。

怪不得，人们会用“真的假的”来反问现实，因为现实中，假的太多了，真的太少了，真的也变成了假的，假的有时反而成了真的。

不知从哪一天起，大街上店面前，多了一块牌子，“本店出售的是正宗高邮蛋”、“正宗南京板鸭”。这是以前没有过的，高邮蛋就是高邮蛋，有什么正宗不正宗。南京板鸭就是南京板鸭，又有什么正宗不正宗之分。但是细心人，一定想到，既然幌子写着“正宗什么什么”，肯定对应的就有“冒牌的什么什么”。那么，正宗与冒牌究竟如何区别，不是肉眼看得出的，也不是语言表达得清的。有时，假货说不定更光鲜，更引人注目，不是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说吗？

至于“台上说的是一套，台下干的又是一套;嘴上说的是一套，手上干的又是一套”的双面人，人们如何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或者干的是真的呢？一次就是十次，一个就是十个，这是常规推理。人们对出现在眼前的人和事，难免生出疑问：真的假的？

我从“真的假的”反问中，感受到的是社会诚信的缺失，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缺失。

要改掉这种令人不快、怀疑一切的反问，必须从我们的行动开始。重树大众对社会的信心，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所卖的，都是真的，人们又如何会多此一举地问：真的假的。那不是犯毛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