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妈妈
1
我抱起刚满八岁的女儿延延，把她放在邻居韩阿姨家女士摩托车的车座上，双手托住她那可爱至极的小脸，久久不肯松开，眼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我扭过头去不让她看见。我不忍心让她去珠海码头为我送行，所以安排邻居、我的好友小韩把她带去学校。我知道我一定受不了遥遥万里与女儿离别的悲伤，我也许就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决定。
“妈妈你放心地走吧，我在家会听外公外婆的话的。”随着摩托车隆隆的启动声，延延扭头向我招手，“妈妈再见，记着一定早点回家来！”我不知道她真是太小还不懂事，还是为了不让我伤感。从此我们就天涯海角，再见已是两年以后。
整日在充满药剂味的病房里工作、忙于诊治病人的我，突然又重新坐在琅琅书声的教室里，绿树环抱、油墨芳香的图书馆里，又有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做导师，我心中的激动和感慨是难以形容的。以色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的心，从实验室一个个贴着不同标签的试剂瓶，到图书馆一本本显示崭新科学发明的书籍。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学术地位不容忽视，他们对人类的文明和科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迫切地希望在以色列攻读我的博士学位，明知以色列是全世界最难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家之一，一切都非常严格，一般的博士学位至少要五年时间，而花六七年才拿到博士文凭的学生比比皆是。
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是以大卫·本固本古里安的名字而命名的，是一所在内盖夫大沙漠上建起的综合性大学。我就读的是医学院生物系免疫专业。
本古里安大学每年的毕业典礼都非常隆重。1996年的毕业典礼更不一般：以色列总统希蒙·佩雷斯来给做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但他的演讲是用希伯来语的，我听不懂。但我随着那一阵阵爆发的掌声，想象着他的精彩演讲，并分享着所有听众的激动和欢欣。
仪式完毕，希蒙·佩雷斯依然站在那儿，与大家交谈，没有立刻走开。也许因为看见我是那儿唯一的东方人吧，他竟然走上前来，亲热地握住我的手：“你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他微笑着用英语问我，他的英语带着一点以色列的口音。因为我比他矮，他把身子微微前倾。
“我叫靖鲍，总理你好！”我激动地回答。
“你来自那里？”他接着问。
“我从中国来。”
“欢迎你。祝你好运！”
“谢谢总理。”
我记得佩雷斯本人要比在电视上看到的显得要年轻、气派、高贵得多。当时只听见有人在边上给我们拍照。几天后，大卫·本古里安大学的一个人给我送来了很多照片。
第二年，我从本古里安大学转学到了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系。我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和动物房，没日没夜地进行科学研究，终于得到了我导师约瑟夫教授所期待的实验结果。这些近乎理想的图表和数据数据，证明了一个表皮生长激素可导致癌症的重要机理，也成了我在顶尖世界级生物学杂志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奖学金，并为女儿布置好了她的房间，做好了接女儿来的一切准备时，已经是两年过去了。两年啊，600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那天，悦西（我导师约瑟夫的昵称）让莎蕊转告我：“现在，靖可以休假回中国接女儿来以色列了。”
那晚，我走出实验室的时候，阵阵花香迎面扑来，月亮是那样皎洁，星星是那样美丽而又多情！
我的心像一只金色的小鸟，向着广袤无垠的天空欢唱：“我就要见到女儿了……”
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8点，中国时间夜里2点。我好不容易地熬到了上午延延起床的时间，然后急不可待地接通了给珠海家里的电话。
已经10岁的延延银铃般好听的声音欢快地在电话里急急地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珠海？”
“我明天一大早就去买机票回珠海。但我只有一共不到一周的假期。以色列现在很安全。我想在以色列读完博士学位再回珠海，你跟我来以色列生活几年好吗？”
“什么？妈妈，你还想回到以色列，而且接我也去以色列？”延延大声地在电话里惊呼道，“不，我才不去那么危险的国家呢。我听老师说，以色列是个天天打仗，又小又脏又乱的地方，好像那儿人人都很野蛮，还会用砖头砸人！”
我一时无言以对。我并不吃惊女儿会对以色列有那种印象。自从我去了以色列，她和外公外婆对所有以色列的消息非常关心。而电视上有关以色列的报道多半是关于以色列人如何与巴勒斯坦人争夺领土，甚至互相残杀。是的，可恶的中东战争毁灭了多少犹太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应有的美好平静的生活。我理解小小年纪的女儿对妈妈在那个纷乱的国家生活的担忧。
“妈妈，我真的不想去以色列……你一定回到珠海来好吗？我们家的生活可好了——外婆每天做很多好吃的饭菜，我们房子背后的山上，又刚建了一个漂亮的山顶公园。从窗口望出去，盛开的鲜花可美了。”延延充溢着童稚的声音恳切地劝说着我。
我一时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回答。我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回珠海去接她来以色列的。
电话那端，敏感的延延一定察觉到我的失望，于是充满稚气的声音急急地，又有点语无伦次地请求着：“妈妈，答应我，你也不要再回以色列好吗？”
母亲告诉我，有一天学校让孩子们介绍家长的情况，延延走上台去，骄傲地对同学们说：“我妈妈在国外读博士，她是医生。”那时是2002年，很多同学的家长都去了国外留学，所以人们对在国外留学已经司空见惯。
一个同学问她：“你妈妈在哪个国家留学呢？”延延说，“在以色列留学。”同学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在哪里？因为那时候9岁左右的孩子都听说过美国、加拿大，还很少有人听说过以色列。
这时不等延延回答，一个男教师走了过来，“什么？你妈妈在以色列留学？以色列不就是那个天天打仗，又脏又破又小的地方么？奇怪，你妈妈怎么可能在那留学呢？那里太不安全了。”
延延吓得睁大了眼睛，瞪着这个可恶的男老师：“不，我妈妈去的地方很安全，你不要胡说。”
那天晚上，她在被子里哭了很久，并不断地问外婆：“你说妈妈会安全么？你能不能让妈妈早点回珠海来？”幼小的女儿哪里知道，以色列的战火风云和中东的安全问题，也正是我把她留在国内忍受母女分离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我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自从我去以色列后，我经常给她电话，虽然国际长途电话费很贵，但我省吃俭用，除了打电话的消费外，我把每一分省下的钱都存起来，因为我知道她来后要增加消费。以色列炎热干旱，但我很少花钱去买一瓶矿泉水。但没有想到再次见到延延已经是两年以后了，整整600多天的分别。如果时间能够倒转，如果我早就知道以色列其实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果我知道她后来能如此热爱这个国家，我绝对不会只身赴以色列留学这么久，把自己唯一幼小的女儿留在国内，可是生活中从来没有“如果”。很多年后，每当有人跟贝蒂（延延去以色列以后起的名字）交谈，提起那段没有妈妈的日子，女儿仍然泪水涟涟，委屈无穷，而我的心里更是像刀绞般的疼痛。在中国，父母离开孩子去出国留学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西方国家，却是人们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背景中，所以西方人很难理解我们当初的行为。
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在电话里说服她，于是决定，见面后再去与她商量。我会尽量用心用情说服她。我知道女儿一向是善解人意的。
才阔别了两年的珠海，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处高楼耸立，绿草如荫。当汽车驶入香林新村我的家时，远远地，就看见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穿着一件红底白花的合体短袖上衣，孤零零地倚靠在小区的门栏前，翘首向着我乘坐的汽车驶来的方向张望。这就是我日思夜想了两年多的贝蒂。我立刻向她奔去！
贝蒂抬起脸，充满期盼但又有些害羞地，看着我向她跑来，但两手仍然紧紧地握住身后的铁门框。有些害羞，又有些拘谨。
我把久别重逢的女儿紧紧地搂在怀中，千般相思，万般期盼，都化作滚滚泪水无尽地奔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里只是重复着喊着：“对不起，妈妈让你等得太久了！”我原想最多会与女儿分别几个月，或最多一年。
要说服贝蒂跟我回到“又脏又破又天天打战”的以色列，真的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我告诉她我在以色列的研究有多么的重要，并告诉她，等我一拿到博士学位，我们就一起回珠海。
我给她讲我在以色列的生活和我的犹太朋友。我还给她看我带来的好多照片：“看，这是妈妈给你布置好了的房间。”
——“这是我们研究所，像一个大花园一样”。
——“那儿也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小女孩，你会跟她一起玩，你就不会孤独了。”
——“这些是以色列的女孩子，她们长得跟中国女孩不一样，个个大眼睛，长睫毛，头发是棕色的，又卷又长，长得可美了。她们也都很热情。”其实我那时还没有与她同龄女孩相处过。这是我的想象。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奥娜，和她的狗，基尼，你可以和她玩。”照片上的基尼长得小小精致，一身棕色光滑的短毛，脖子上套着一个红色的吊带，是奥娜带她出去散步时挂可以伸缩的链条用的。可爱的动物永远是孩子们最好的朋友，我这次的计策是聪明的。
“妈妈你是说，我可以跟这个基尼玩吗？”延延终于开口说话了。
“当然，当然，当然，奥娜一定会让你跟基尼玩！”我激动地连声答道。
这次，我看到她的两眼放出了亮光。
“好吧，妈妈，我同意跟你去以色列。”女儿轻轻地、又不乏勉强地对我说。
我的心，像一颗久旱的禾苗终于盼来了渴望已久的春雨——我紧紧地搂住了我那永远如此善解人意的女儿！
“妈妈从此以后，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们永不分离。”我喃喃地说。
我心里明白，并不是那个可爱的基尼，也不是那些诱人的照片，更不是我苦心的劝说，使女儿同意跟我去以色列的，是那两年对妈妈的思念和担忧——那两年没有妈妈的日子是痛苦难捱的，尽管有外公、外婆的悉心照料。小小年纪的女儿，只是想和妈妈天天依偎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不论以色列有多可怕多危险，她也愿意与妈妈在一起。以色列领事馆非常合作，很快我拿到了延延的签证。于是我们母女俩人，一人带了两口箱子，开始了令我们终身难忘的以色列留学生涯。
2
人的一生很奇妙。而且，人与人的吸引力和亲和力，有时候是超出我们正常的理解力的。正像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自从读了美国地理杂志的一篇描写撒哈拉大沙漠的文章，就对那块贫瘠的大地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神往，并把自己的心交给了这片她从没有见过面的的土地，以致长期居住在那儿，并为人类写下了激动人心、流传千载的真实的沙漠生活故事。
而贝蒂好像前生就与以色列有缘。她在去以色列前，除了从电视上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有关战争和贫穷外，对以色列一无所知。很快，她就成长为“萨布拉”——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被称作“Sabra”仙人掌的意思。
出了本古里安机场，坐在从机场去瑞豪务特的小车上，贝蒂的两眼在不停地往窗外看。快到家时，我们楼前的小路上整齐停放着不同的小汽车，正是黄昏时分，有人在路边带着他们的小狗在悠闲地散步。那些走过她身边的人，长得都那么好看，见到她都对她灿烂地一笑，说一声“沙龙”——你好的意思。一路上，贝蒂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一会儿也不放开，好像只要她一松手，我就会从她的身边消失，她就再也从这个地球上找不到我了似的。
是的，就像贝蒂刚刚踏上这块国土上所看到、感觉到的一样，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月牙形的土地，实际上每一个城市都如花园般美丽，一年四季浓荫密布，鲜花盛开，绿草如茵，先进发达的灌溉系统随处可见，每天由计算机控制定时开放，自动给草坪和鲜花浇水，所以处处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
我租的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在一座4层楼的第三层，第一层是水泥钢筋柱子支撑的停车场，周围是新近种植的鲜花和盆景。一进门是一个四方型的客厅，客厅尽头是一个一面墙的落地窗户，连接着一个与客厅等宽的阳台。厨房很简单，只有一个煤气炉子和烤箱。在西方世界生活，烤箱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根本一年四季从来不用炉子。我们的家离威兹曼研究院只有15分钟的路，骑车只要5分钟。从威兹曼正门口出来，穿过马路，沿着一条楼群间的小马路，走10分钟，再往左拐个弯就到了。不需要经过大马路，所以对孩子比较安全。
我们用的所有家具都是破旧的。有的是拾来的，有的是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一方面是为了省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几年要离开以色列，就将就着过吧。我的看上去很独特的书架，是用几块木板和一些红砖头堆起来的，上面铺上彩色的纱巾和贝蒂的照片，倒也看上去很别致，又像是个小小的艺术品。吃饭的白色塑料桌子和椅子是我的朋友米克送给我的。我在塑料桌子上铺上一块漂亮的桌布，倒也感到温馨。客厅用的沙发是我的房东留下的仅有的家具，显然很老了，有的地方突然坐下去能陷进去很深。贝蒂来前，为了节省费用，也为了有人做伴，我和两个犹太姑娘合住这个套房。贝蒂来了以后，她们两人陆续搬走了。房间里没有空调，所以屋里的气温即使在晚上也非常高。
贝蒂很快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床上的温度太高，没法睡，所以累极了的贝蒂就倒在水泥地上，立刻甜甜地睡着了。她胖乎乎的脸上和身上一直不断地大汗淋漓。我蹲在她身边持续地给她扇扇子散热。我已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习惯了，但实在不忍心让贝蒂忍受这种炎热。于是，我不顾烈日，到附近的商场去买风扇，但发现由于那几天过分炎热，所有商店连电风扇都被买光了。
但是，对这些简陋的生活条件，贝蒂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很快，以色列的小学要开学了。按贝蒂的年龄，她应该上小学4年级。以色列有一所国际学校在特拉维夫，离我们住处不算太远，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根本不可能送贝蒂去国际学校。贝蒂只能进我们住处周围的小学校，我很顺利地为她在使披荣咋客小学办好了所有入学手续。无疑地，所有学校教学都是用希伯来语。
使披荣咋客小学坐落在我们居住的瑞豪务特市区，离我们的家和威兹曼研究院都很近，所以贝蒂不用坐校车，走路十几分钟就可到。
使披荣咋客小学是一个典型的社区小学校，始建于1954年，它坐落于内物叶乌达的小区。校门不大，是由两扇铁门做成的，大门口正对着一个窄巷子，看上去一点也不壮观。单从外表上看，这个小学要比她在珠海的香华小学差多了。但是，这所小学的历史悠久，小学的名字是以以色列总理约瑟夫·使披荣咋客的名字命名的。约瑟夫·使披荣咋客在1951到1952年期间曾担任以色列总理。
像国内的一些老牌学校一样，使披荣咋客小学虽然校舍陈旧，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教师力量雄厚，是个人才辈出的小学。这也许与它非常靠近闻名遐迩的威兹曼研究院有关吧。威兹曼研究院教授的孩子们也常常在这所小学就读。每年的在学校生大约有600个，分6个年级，每一个年级3-4个班，每个班35-40个学生。建校四十多年来，这所学校曾经迎来送往上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那个1998年的秋季，这个小学第一次迎来了一个来自东方——来自中国的女孩。
那天，我牵着贝蒂的小手，一起穿过校门，穿过大厅，再往左拐，进了老师和校长办公室。温和的校长让我放心，说他们会照顾好贝蒂，并把她安排到学校最好的老师的班上的。我对她的好意非常感谢。
我要离开了，贝蒂又恋恋不舍地跟着我来到了校门口，然后挥手向我道别。我目送着她走进了校园。她背着一个从中国带来的小书包，穿着一条蓝色的长裙，黑色塑料凉鞋，梳着齐耳的短发。她发现，这儿跟她所熟悉的香华小学可是太不一样了！墙上，门上，都贴满了孩子们喜欢的五彩油画，却见不到一个她所熟悉的中国字。
这时，同龄的小朋友也都三五成群地往学校涌进。有几个女孩子从她身边走过，好奇地盯着她看。他们那时还很少看到来自东方的女孩呢。所以，她们停下脚步，微笑地看着她——这个“天外来客”般的小学生。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一个女孩大声地用希伯来语问贝蒂。这些犹太孩子们一向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问题就立刻发问。她们不知道什么叫“矜持”，什么叫“含蓄”。
见贝蒂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这个犹太女孩又转而用英语问道：“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在以色列的小学校里，孩子都说希伯来语，但是，也有很多的学生曾经跟着父母在美国生活过，所以这些孩子的英语都非常流利。这时贝蒂明白了她用英语的问话的意思。在珠海的香华小学，她已经学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她一直是英语班的最优秀的学生。但那也不过是在课堂上读书而已，她直到那天还从未用英语与外国人交谈过。
贝蒂看着这个女孩，不知如何回答。她在心里想着：“名字，告诉她们哪一个名字呢？”她有两个名字。在中国的学校里，老师都叫她正式的名字，“鲍春”，但她从来就不喜欢“鲍春”这个名字，她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在家里，妈妈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叫她“延延”，她喜欢妈妈给她取的小名，她觉得它的音和意都很美好。但是这儿毕竟是学校，是比较正式的场合，她不能告诉别人她的小名。突然，她想起来了。在香华学校的英语课堂上，英语老师给每一个学生都起了一个英文名字，也给了她一个名字，叫“贝蒂”。她灵机一动，在以色列，她反正要用英语与人交流，就像她在香华小学的英语班一样的。“我的名字叫——我叫——贝蒂！”一旦决定了告诉她们什么名字，她就很快地、用准确但并不很流利的英语回答了这个女孩的问题。
“贝蒂，贝蒂，多好听的名字啊！”一直在盯着她看的那一群女孩子知道她会说英语，这下可高兴了，把这个小的“外星人”贝蒂，几乎是前呼后拥地推进了4年级的教室。从此，她在使披荣咋客小学，在以色列，就以“贝蒂”而闻名。她的正式名字，鲍春，几乎没有人知道。
3
那天把贝蒂送进小学后，我一直非常紧张和担心，因为我知道很多在以色列的外国访问学者的孩子们，因为语言不通，拒绝在以色列上学。我心神不定地在实验室工作了一个上午。学校两点钟放学，我就提前去校门口等她。正值中午烈日炎炎的时候，我站在学校大门对面的街道上。只见学校门口人头攒动，马路上排满了来接孩子的小汽车。远远的，我终于看见贝蒂了——她从学校门口出现了。但她不是一个人出来的，而是前呼后拥地跟着好几个女孩！看见我后，贝蒂就与那些女孩子们挥手再见，然后兴奋地向我跑来。她的小脸通红，满是喜悦，不但没有抱怨哭泣，而是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学校有趣的故事：“妈妈，我很喜欢这儿——我今天已经交了好几个朋友了！”她一边喘气一边对我说，红通通的脸蛋上汗水直往下流。我的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几天后，我和贝蒂在街上散步买东西，她远远地看见了她的同学，两个女孩子一边高呼着“贝蒂”一边向她奔跑而来，她也向她们奔跑过去，然后三个女孩子高兴地，亲热地拥抱亲吻，为这意外的见面而惊喜。我站在一边想：“这哪像是我的女儿？”
在中国我们很少亲吻拥抱，即便在我将要飞向地球的另一半，不知何时再见时，我父母和我也没用这方式告别。朋友之间更不会亲热地拥抱，但在以色列这是家常便饭。没料到贝蒂一下子就进入了角色。尽管她那时只能用简单的英语与她们交流。看着贝蒂和同学们亲热的样子，我心里不禁又感动又惊喜。
从那以后贝蒂每天都盼着去学校，从未逃过一天的课。想必她在学校非常高兴。送她上学，再接她回家成了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学校的每件事每个人，她都十分新奇，常常激动地向我讲述学校的趣事。
再过了一段时间，她熟悉了去学校的路，就自己去来回，不再用我去送她了。有时在早上，她比我走得早，脊背上压着沉重的书包。走到门口时，她会转身对我说：“好了，我要走了，妈妈，你应该说什么呢？我说：“I love you（我爱你）！”她说：“Me too（我也爱你）.”然后很高兴满足地去上学。要不然她就粘着不走，非要等我说出那句话！
在不出几天的时间里，她就告诉我，老师要学生们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同学，已经有好几个同学选她作为“最喜欢的同学”。
我实验室工作太忙，经常很晚才回家。她总是在家里看电视等着我，一听我开门的声响，她就跑过来紧紧抱住我，亲吻我。有时她会猛地跳到我身上抱住我。她那时很重，我就就势倒在旁边的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滚到地上，我们搂着，抱着，笑着，然后就干脆双双地躺在地上，听她述说当天学校里的故事。有一次我说我太累了经不住她沉重的身体，从那以后，她总是一进门就站着远远地问我：“妈妈，你今天累不累？”如果我说不累，她就跳到我身上尽情地撒娇。如果我说累，她就跑上来，深情地抱住我，我就弯下身子亲她一下。
傍晚时分，绿荫环抱中的威兹曼研究院在夕阳的余辉下显得庄严而又秀丽，蜿蜒起伏、常年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溪水边，往往积聚了很多研究院访问学者或者外国学生的家属们，她们穿着漂亮的衣裙，带着孩子，在这个研究院的必经之路的边上，一边享受美好的大自然，互相说笑着，闲谈着，一边等待他们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从一天繁忙的科研生活中归来。由于威兹曼研究院是个全世界著名的研究院，每年有好几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他们的家属也大多住在附近。我常常也看见很多与我同龄的中国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们。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当我又累又饿、头发散乱地从她们身边路过的时候，我多么地希望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而贝蒂也会像那些欢乐的孩子们一样随时享受妈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因为她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人人羡慕的人生的模式！但我没有这种命运。一个单身的职业女性，一个一生追求梦想的女性，要靠自己微薄的奖学金去维持女儿和自己的生活。而贝蒂，在不到10岁的时候，就必须自己照顾自己，自己陪伴自己，自己去寻找生活的乐趣，而且是在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完全陌生的人群里。“我自己照顾自己有一个好处，”有一天贝蒂幽默地对我的一个朋友说，“我看到有的同学，打开妈妈给他们准备的午饭盒，不喜欢，就随手把饭扔掉了——我就从来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的饭盒是我自己准备的！”
在以色列，贝蒂最最一见钟情的是法拉法（Falafa）——那是一种中东地区传统的食品，也是以色列人最普遍、最喜欢的食物，规模很小的法拉法店铺在以色列比比皆是。但法拉法并不是犹太人独特的食物。它是典型的中东食品，尽管欧洲国家也普遍的有卖法那法的饰品店。犹太人在以色列定居时就大量食用法拉法，因为它便宜，有味，有营养，又快捷。法那法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三明治：一个软软的、中心是空的大圆饼，在它的中间或上面切个口，里面塞满了新油炸出来的蔬菜圆子，新鲜蔬菜如生菜、黄瓜、西红柿、园白菜等等。一个鼓鼓满满的大法拉法只需要几个谢克尔，不贵，而且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无糖无动物脂肪，又富有植物蛋白和维生素。
贝蒂在家里吃惯了外婆做的中国饭菜，这种法拉法对她太新鲜了，也太可口了！
猪肉是犹太教的禁食，这点和伊斯兰教一样。贝蒂在去以色列之前，实际上在她很小起，就不吃猪肉了，也许这也是贝蒂在以色列如鱼得水的原因之一吧。以色列最多的食物是蔬菜和水果，也有很多橄榄油，贝蒂再也不必担心饭莱中会混合猪肉，因为外婆在家里做饭时总爱放猪肉，尤其有时猪肉和鸡肉看不出来，她就会再三询问，只要菜里有一点猪肉，她都坚决不吃。有时外婆希望她吃点猪肉，就好心地骗说是牛肉或鸡肉，使她很气恼。在以色列她就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巿场上根本买不到猪肉，只有很少的俄国来的犹太人开的小超市有猪肉卖，但很贵，有些中国学生或是从苏联移民来的犹太人，实在太想吃猪肉了也就只好去那儿买一块猪肉解解馋。我自己自从去了以色列后就再没吃过猪肉。
从我们家到威兹曼研究院要经过一个小小的花园，贝蒂常常还会去那儿等我回家。这个小花园在一个小街道的末端，正位于威兹曼研究院和我们的住处附近。在那个小花园里，经常会有一些野猫在那儿玩耍、觅食。有一只纯黑色的小母猫，贝蒂最喜欢了，她给她取名为“杰克”。每天贝蒂去花园接我的时候，总是提前一点到那儿，先给杰克喂点水，或一些食物，然后她就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把杰克放在她的腿上，抚摸她，跟她说话，逗她玩。
一旦见到我从巷子的尽头出现，她就会对杰克说：“对不起，我妈妈来了，你也回家吧。”于是轻轻地把杰克放在地下，欢笑着向我奔来。
“妈妈，杰克今天一点都不听话。我告诉她，我要走了，因为我妈妈来了，她还是赖在我的腿上不走。我又把她放在地上，对她说：‘我妈妈来了，我妈妈比你对我更重要，你走吧。但她还是不走。最后我生气了，不得不离开了那里。”这时候，她充满了稚气的笑容是那么纯洁，那么灿烂！
4
使披荣咋客小学的四年级有三个班，校长把贝蒂分到了努瑞特的班上。这绝不是随意的，因为努瑞特是使披荣咋客小学最优秀的教师。
努瑞特是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教师，中等身材，微微卷曲的、短短的棕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看上去有50岁左右，是个非常端庄美丽的犹太知识女性。努瑞特一岁的时候她从保加利亚随父母和四岁的哥哥移民到了以色列。她的父亲在以色列是一个大银行的总管，也是一个有名的爱国主义领袖，曾经多次组织保加利亚到以色列的移民工作。她母亲是一个幼儿园教师。母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培养幼儿园的孩子。也许是做母亲的熏陶吧，努瑞特从小就热爱教育事业。她在特拉维夫上了三年的教师学校后开始任教。在做了多年的教师后，又重新上学，读了一个教育心理学的硕士学位。
像很多以色列女孩一样，努瑞特18岁的时候在部队服役，第二年认识了自己的先生，后来并且结了婚，有了一段非常美满的爱情。她的丈夫是物理学博士，也是从威兹曼研究院学校毕业的。他对以色列飞机制造行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努瑞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女儿和儿子都有很好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
努瑞特对于教学生涯非常热爱，她懂得孩子，也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她那鲜花盛开的家里，有一间房子，专门用来陈列她多年教学生涯的纪念品。在那间小屋的墙上和柜子的抽屉里，不知积累了多少的明信片、贺年卡和非常令人感动的来自学生的信件。她怀着发自心底的欣慰对我说：“那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和奖赏。”
虽然贝蒂不是班上最矮的学生，努瑞特还是让贝蒂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这样她好给贝蒂特殊的关照。努瑞特向小学生们介绍了贝蒂的情况，并告诉大家如何欢迎她的到来。贝蒂非常有礼貌，非常可爱，她不需要任何语言的沟通，就与大家打成了一片。
最初的几个月里，努瑞特几乎把所有的课余休息时间全部给了贝蒂，与她谈心，教她学希伯来文，在此同时，努瑞特也很想知道中国学校的情况，中国的孩子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比如说，中国的学生上学的时候表现如何？喜不喜欢老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学校的家庭作业多不多？上课时间长不长？学生在学校是不是很努力？从贝蒂那儿得到了所有信息，对努瑞特来说都非常的新奇、有趣。
当努瑞特发现贝蒂经常放学后要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在一次召集全班开会的时候说：“贝蒂的妈妈在威兹曼的工作太忙，经常要很晚才能回家。所以，你们有谁的妈妈能够放学后帮助照顾一下贝蒂？贝蒂先跟这个学生回家，然后贝蒂的妈妈到你们的家里把贝蒂接回家。”
丽然子的手立刻就举了起来：“我相信我妈妈会愿意照顾贝蒂的！贝蒂可以每天跟我回家！”她说道。这时，又有好几只手都举了起来。努瑞特为此奖给了丽然子一封感谢信和一朵鲜艳的红花。从此，丽然子和她那极富爱心、极其热情的家，成了贝蒂在以色列的第二个家。
特拉维夫大学心理学硕士毕业的努瑞特，对孩子心理发育和行为学有独到的、深刻的研究和实际经验。她教育学生尽最大能力帮助别人，要耐心，友善，不要做自己不喜欢别人对自己做的事，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即使它是一种不同的观点。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要有益于社会。
努瑞特的教育会涉及很多的“关系学”和“行为学”，包括男孩与女孩的关系，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与大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由于以色列独特的移民问题，学生们来自世界各地，努瑞特特别重视教会孩子如何去尊重和接纳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
有一个课程叫“人·人·人”，教学生怎么与别人相处，与和自己长相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相处。虽然使披荣咋客小学大多数的学生是犹太人，也有一部分阿拉伯人，也有一些学生的家长是非法在以色列居住的，但在学校里，大家都应该和平相处，一视同仁。
上行为课的时候，她把教室里所有的桌椅推向四周，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坐着，这样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大家。他们在对话的时候，都要非常的礼貌。每一次讨论都设有小裁判，在一旁静静地观察学生的对话。等对话完毕，小裁判要给参加讨论者打分，给予鼓励，也分析讲解不足的地方。然后由所有的同学们提意见，努瑞特在一旁观察，最后做出总结。每次讨论的课题也都由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主题多种多样，全是孩子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希望学习和探究的实际问题。
户外旅游和野外生活的能力，也是学校一个侧重点，孩子们经常被带出去观光，亲近大自然，还有的学校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分配给他们一片试验田，种花种菜，使孩子们从小就学会热爱农产品，与大自然打成一片。根据男生和女生的兴趣和需要的不同，努瑞特还会教给他们一些独特的技巧，比如教女孩子缝纫和做饭，而教男孩子种田和木工活。
由于以色列战争不断，学校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关于战争，向学生讲解和平的重要性。还教会学生在紧急情况时如何躲进防空洞，讲防空洞的机理，以及如何在防空洞里生活。在自杀式爆炸频繁的时候，努瑞特还教育孩子们如何识别和报告没有人看管的包裹。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曾经在部队服役，而且他们的父亲每一年都要去部队一个月，努瑞特向孩子们解释这是为什么，和如何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帮助母亲承担家务，渡过这段没有父亲的日子。
每年使披荣咋客小学的毕业典礼仪式都有一个主题，贝蒂毕业的那年，努瑞特挑选的主题是“和平”。典礼举行的背景屏幕是一大片湛蓝色的天空，一个可爱的小天使骑在一只硕大的白鸽上在展翅飞翔，无数雪白的鸽子在天空中自由地起舞。象征着和平的仪式最后结束时，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每人手捧一只白鸽，然后将它们向蓝天放飞。
“选择和平是因为我们热爱和平，我们期望和憧憬和平，尽管我们现在还得不到和平。我们唱和平歌曲，跳和平舞蹈，我们梦想和平。我们向孩子们讲诉战争和和平的故事，讲我们的因战争而死亡的烈士们的事迹，讲约旦和埃及的情况和和平协议。所以和平的主题贯穿全学期，但我们有时侯又不得不讨论战争——因为那是严酷的现实。而孩子们应该从小学会面对现实。”努瑞特在电话里对我说。
我经常把努瑞特和我的母亲联系起来。我的母亲在乡村的小学里教书，也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这两个女性一个在中国、一个在以色列，一个在贝蒂五岁的时候教她中文，一个在贝蒂十岁的时候教她希伯来语言。我母亲用她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很短的时间里教会了贝蒂很多方块型美丽的中国字;作为教育心理学的高材生，努瑞特用她那博大的爱心和独特的行为学、心理学教学方法，不仅教会了贝蒂希伯来文字，而且引导了贝蒂在以色列的健康成长。这两个年龄相仿但属于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长相不同的老师，在贝蒂的一生当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贝蒂是幸运的。没有努瑞特的帮助，贝蒂的希伯来文不会进步得如此之快，也许，她在以色列的生活也不会如此顺利、自信和愉快。人生的道路，有时是由一个人，或一件事铸成的——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
在以色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问题是语言的沟通。在以色列的地方小学，不懂得希伯来语是没有办法学习的。
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再学一门语言并非易事，很多人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希伯来语。因此，语言的沟通问题，就或多或少地局限和阻碍了我们留学生在以色列的社交生活。
希伯来语和中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尽管学校老师和有些孩子能说点英语，尤其是曾与父母在美国生活过的学生，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要学习一门语言，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已经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应该还是有难度的。我一直有些担心，贝蒂能否学会希伯来语，但见她在学校很开心也就没有过问。我相信她有语言天赋，所以应该能学会希伯来语。聪明伶俐的贝蒂在4岁时，外婆就教她学中文，不到五岁时，她就可以听说读写几千个方块状的中国文字。但是，努瑞特打电话给我：“我有点担心贝蒂。几个月过去了，她的希伯来语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她在课堂上很沉默，经常不说话，她仍然每天用英语在学校与同学交流。”这下我开始着急了。为了能让她尽快学会希伯来语，每天她放学后，我带她一起参加了魏兹曼研究院办的的希伯来语学习班，每周两次。每次我不论多忙，一定坐在教室里陪她学。那个班的学员主要是我们威兹曼研究所的博士或研究生，我得到特殊允许才能带她去上课的。但她在课上始终一言不发。我也不知她听懂没有，反正她就是只听不开口。
又过了些天，我作出了决定。如果她仍然不会说西伯来语，我也就没法在以色列继续读博士。我也就只能带她回珠海。虽然我的研究做得很顺利，并希望能坚持到底，在以色列拿到博士学位。但是，我不能为了我的学业而耽误了贝蒂的前程。
“如果你仍不读希伯来语，我们只好回珠海了。”那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很快就会买飞机票回国。我们一起回珠海，我也不读博士了。”
“不，我不要回珠海，我喜欢这儿的学校，我爱我这儿的朋友们，我要在这儿生活！”她突然大声地叫着，起先用很急的中文夹杂英文和希伯来语，后来就全用希伯来语和我说话！
我一下震惊得目瞪口呆！我以为她根本就不会希伯来语！我绕过饭桌，一把把贝蒂紧紧地搂在怀里，欣喜的眼泪滴落在她乌黑的短发上。
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她都用流畅的希伯来语与我交谈。我只能部分理解她说的是什么，但我可以体会到，她说的希伯来语很流利很地道，抑扬顿挫，就像她的歌声一样悦耳动听。
实际上，后来回忆起她学语言的事，自从来到以色列第一天起，她就在用心地听，用心地学。但是，在她没有足够信心的时候，她不愿意开口。而一旦时机成熟，水到渠成，就一发不可收拾。这跟心理学家的理论也是一致的。
从此以后她的希伯来语越来越熟练，她用希伯来语聊天、上课、写字、唱歌。以至于后来没有人不为她的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而惊奇。一年半过后，贝蒂要升到卡兹欧中学了，我先去那儿为她报名。负责报名的中学老师有几个问题要问贝蒂，于是和她通了电话。老师在电话里与贝帝聊了一段时间后，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女儿的希伯来语说得太好了。如果我不知道你是母亲，我永远不会甚至猜测到与我通话的那个女孩是个中国人。她听起来纯粹是个在以色列诞生的“Sabra”！”我心里听得甜滋滋的。
应该说她在中国所学的英文基础为她在以色列学习犹太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以色列小学从三年级才开始学英语，但贝蒂在国内从二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了。去以色列时贝蒂已在珠海的香华小学上了两年的英语课，有了一些英语基础和词汇，她能读和认一些英文，为了让她练习英语，我在家里天天要求她说英语。我们之间的交流都用英语。我出去工作后，她在家就看英文电视台节目。在以色列与她同龄的中国女孩，如果没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学习希伯来语难度更大。一开始，她的老师让她与会说英语的孩子在一起，这样她一开始就能与小朋友们用简单的英语沟通。
说了一口纯正的希伯来语，从此来贝蒂在以色列如鱼得水，与她的犹太朋友们更加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度过了女孩发育中最重要的时光。而从对希伯来语一无所知，到熟练地运用这个语言，贝蒂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贝蒂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就学会了希伯来语，主要应该感谢两个人：她的班主任老师努瑞特和她的同班同学丽然子。丽然子是全班最好的学生之一，也是贝蒂最早的朋友之一。后来，她的家几乎成了贝蒂在以色列的第二个家，继而又成了我经常度过周末晚宴的地方。
丽然子比贝蒂大几个月，个子也稍微高一点。丽然子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她不属于班上说英语的孩子群，最早的时候她和贝蒂的接触并不多。她的座位离贝蒂比较远。但丽然子一直在悄悄观察着贝蒂，最初吸引丽然子的，是贝蒂那迥然不同的外表。犹太孩子每一个人都留着长长的棕色鬈发，或者披下来或者盘在头顶上，或脑后，贝蒂却留着一头齐耳的乌黑短发。她的眼睛又细又长，单眼皮，跟犹太孩子的又大又黑的眼睛完全不一样。丽然子看见贝蒂很少说话，总是静静坐在那里观察别人的活动。贝蒂在去以色列前就是这个样子，很安静，又很害羞。因为在中国，好孩子的标准就是听话，顺从仿佛是作为孩子最大的美德。有时丽然子看到贝蒂很孤单，就走过去主动上前跟贝蒂说话，然后才发现这个小女孩实在是不一般。贝蒂文静的外表下面抱着的，是一颗热情、活泼的心，而且贝蒂非常聪明、幽默、乐观，对一切充满了好奇。丽然子用她在课堂上学到的一点英语，与贝蒂交流。那时贝蒂的英语比丽然子的英语好多了。有一天下课的时候，丽然子走过贝蒂的桌子，看见贝蒂正在看一本图画书——她能看懂上面的图画的意思，但是上面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
“贝蒂，这是什么书？说的是什么呢？”她停下来好奇地问。
“这是我从中国带来的书，是一本诗集。而这一篇诗词，是在中国最最著名的——”贝蒂开始用她不很流利的英文给丽然子解释。
“哇，你能读懂这样的文字，真的了不起！”丽然子把书拿到手上，前后翻了翻。
“我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字，写字，所以我5岁的时候就能认识好多个字了——到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认得上千个字了！”贝蒂看到丽然子睁大惊奇的眼睛，越发得意地说。
“我可能永远也学不会这样的文字——你是我见到的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丽然子由衷地赞叹道。
“但我现在要学希伯来语，因为这儿没有人说中国话。希伯来语跟中文没有任何一样的地方，太难学了！”贝蒂有些灰心地说。
“你们中国的文字才最难呢！如果你能学会那样的字，那你一定能学会希伯来语。”丽然子肯定地说。
“我还是觉得太难了！”
“那，我教你希伯来语——”丽然子自告奋勇地说。
“那，当然好，谢谢你！”贝蒂高兴地说。
聪明的丽然子灵机一动，“我的英语不好，这样我也可以和你练习英语！”
“好主意——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个女孩子说到做到。从此，她们一有时间就凑到一起，各人的书包里都背着一本字典，不会表达的词语就临时翻看字典。往往是贝蒂用希伯来语问，丽然子用英语回答，很快，贝蒂的希伯来语大有长进。随着贝蒂的希伯来语说得越来越好，朋友也就越来越多，开始了如鱼得水的生活。而丽然子的英语也流利多了。
“这个周末，是我的生日，你到我们家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好吗？”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丽然子向贝蒂发出正式生日聚会的邀请。孩子们过生日，大多是要邀请同学的，但根据情况有时也不是所有同学都被邀请到的。由于贝蒂是新来乍到的学生，她这还是第一次接到邀请。
以色列有众多的传统节日，再加上每个孩子每年一次的生日聚会，所以一年四季，日子像是在数不清的节日和聚会的巡回中度过。贝蒂在以色列的日子里，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同学的聚会。每次都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但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的情景。那天也可说是贝蒂来到以色列后最激动的一天。
“妈妈，今天我最好的同学丽然子过生日，她请我去她家参加聚会。所以如果你回来时我还没有回来，你不用担心。她们已经告诉我，晚上丽然子的父亲会送我回来的。”贝蒂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正巴不得呢，正好我就可以做实验晚点回来。
丽然子家住在瑞豪务特市的另一个区域里，离我们家较远，丽然子每天要乘坐小学的校车上学和放学。那天放学后，贝蒂和丽然子一起乘校车去了丽然子的家。我们家住得很近，所以平常贝蒂不需要坐校车。一路上，她兴奋地欣赏着沿途的风景，很快就到了丽然子的家。
跟我们家相比，丽然子的家好大啊，有三层楼，共有四个卫生间，还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一个吊床。他们家还有一只三个月大的狗。丽然子有一间很漂亮的卧房，在二楼，通着一个大阳台，风景可好了，可看见大片绿色的草坪和一个农场。
聚会有很多吃的，饮料、蛋糕、水果，应有尽有，统统很好吃。一见到贝蒂，丽然子的妈妈奥莉就喜欢得不行，口里不停地用希伯来语叫道：“哈木的，哈木的——哎再哈木的！”意思是：“可爱的，可爱的，你真是太可爱了！”她走近贝蒂，摸着贝蒂的头，用手指在她那又直又黑的头发中一次又一次的滑行，然后捧着她的笑脸，细细地欣赏她。
“妈妈，贝蒂不喜欢别人摸她的头发！”丽然子大声地对她妈妈喊道。
奥莉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贝蒂不喜欢这个，那我就不摸了。”
“没关系——我不喜欢别人摸我的头，因为他们摸得太重了。”贝蒂急切地解释道，又害羞，又兴奋地望着奥莉。她从奥莉的抚摸中感到了一种真情的关爱。奥莉的丈夫，莫地，也紧紧地把贝蒂搂在怀里，久久地不放开。莫地是一家人的司机——他总是来回接送一家人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后来他也成了来回接送贝蒂的司机！那时奥莉和莫地已有了3个孩子，丽然子是老大，她有个妹妹，比她小一岁半，还有一个弟弟，那时才5岁。
聚会一共来了二十多个小朋友，都是家长开车送来的。每人都带来一份礼物，一束花，一个笔记本，或一个小玩具。吃完蛋糕，音乐声响起，大家就开始跳舞，跳的是的士高什么的。大家都跳和扭，贝蒂也跟着一起跳。丽然子妈妈向跳舞的人群撒礼物，大家都拥上去接礼物。贝蒂注意到了，丽然子妈妈很喜欢她，每次撒礼物前她都给贝蒂个眼神，让贝蒂做好准备去接住礼物。所以她那天是接到礼物最多的人。奥莉在厨房忙前忙后的，贝蒂几次跑去问她是否要帮忙，也许她因为这个就更加喜欢贝蒂。奥莉对贝蒂说：“你以后可以经常来我家玩，想来就来，一周来两三次都行。”
奥莉是个绝好的厨师，那天做了一桌的菜肴，把贝蒂看得眼花缭乱：有一只整的烤鸡，一大盘子萨拉，萨拉里面什么都有：西红柿、黄瓜、青椒、生菜、果仁等等，几个刚出烤炉的大面包，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边上放着“互母思”——那是一种以色列特有的豆酱，加上特殊的调料，又爽口，又很有味道，用来抹在面包上吃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食物呢？也许是因为家里来了个来自东方的小客人吧？贝蒂想着，这些饭菜和外婆在家里做的太不一样了，她真的样样都想吃、想尝。一桌的食物中，只有一样是她熟悉的：在她的碟子前面，放着一碗白白的米饭。丽然子端起那个装米饭的碗，就要往贝蒂的盘子里加白米饭。贝蒂赶紧用手去阻拦她：”不，我不想吃米饭。”
“什么？你不想吃米饭？我妈妈特意为你做的米饭，因为她听说中国人最爱吃米饭——而且只爱吃米饭！”
“是的，那是我在中国家里的时候。也许是我吃得太多了，所以吃腻了。现在我想吃别的——我想吃以色列的饭菜！”贝蒂的眼睛盯着冒着热气的面包和“互母思”。
丽然子又接着说：“我还听说中国人的眼睛之所以又细又长，是因为吃米饭吃的，因为米是细长形状的。”这时大家一起大笑了起来。贝蒂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也感到非常好笑。也许这是真的？谁知道呢？反正丽然子一家人都太喜欢她了，她也一下子就喜欢了丽然子的一家人。
下午7点左右，她又给我打来了电话：“妈妈，聚会已经结束了，但我想在丽然子家多玩一会儿，要晚点回家。”我晚上9点才离开实验室，贝蒂那时也刚刚到家，果然是丽然子的父亲送她回来的。我进门时，她正在家里玩两个皮球，说是丽然子妈妈给她的。然后她又让我看她那天得到的其他礼物：一盒彩色粉笔，一个跳绳，几块糖果和巧克力。
临睡前，贝蒂还喋喋不休地向我讲述那天下午的经历。最后，她疲倦之极，在我的床上兴奋地睡着了，小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那时，我的手表已指向11点。
5
在从香港飞往色列的飞机上，在那广袤无垠的蓝天上，在从东方世界到西方世界的旅途中，在那幻想和现实交替的时刻，我们母女俩相互依偎着，尽情地说着悄悄话。两年的分离，我们对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妈妈我告诉你一件事好吗？但你千万不许生气。不然我就不告诉你。”
“我保证……什么事都不会让我生气。”我那时真是把女儿含在嘴里怕化了，怎么会有心事生气呢？
“你还记得我在家练习弹钢琴的时候，经常向你要水喝吗？实际上，每次你给了我一杯水，等你转身后，我就把水倒在钢琴上……”
我一下被震得目瞪口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我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钢琴总是出毛病，我总是要找人来修钢琴！”
“你知道，我那时恨死了钢琴。我也恨你们逼我学钢琴！”她那黑白分明的瞳仁把她心底的秘密泄露无遗。
我的心紧缩了——我永远不会想到贝蒂会用这一招，来反抗妈妈对她的幻想、希望和爱！我不能想象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去做。但现在，在阔别了朝思暮想的女儿又重聚后，我除了对女儿的坦诚充满了感激外，我还能说什么呢？而且，那都是我不顾她的愿望，逼她弹琴的结果！这种强硬的行为，会让温顺的小猫也变恶的。但是，我那时都是为了她的前途，就像我的同龄人一样，为了女儿可以不顾一切、牺牲一切，而钢琴是我的寄托和希望——
在贝蒂刚满6岁的时候，我和她的父亲拿出家里几年来积攒的钱，给她买了一台钢琴。客厅太小，没有地方放，只好把它放进了我们的卧室里。一台大钢琴占据了我们卧室的几乎一半的空间，连过道都被占据了。我们到处打听哪里有好的教师，然后轮流接送她到老师家里学钢琴。钢琴凳子对她来说太矮了，她的双手够不着琴键，我就把凳子上放上好几个海绵坐垫。我小的时候也曾幻想过，成为那样的会弹钢琴的女孩，但我们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当然无法想象去学一门乐器，更何况那么昂贵的钢琴！那时，很多我的同辈们也像我一样。让孩子学钢琴，一时间，买钢琴，请家教，成了我们年轻父母生活中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恐怕这是天下所有母亲的一个普遍的心理吧：我们自己忍受了穷困的生活，但一旦我们也当了母亲，我们是多么想把我们小时候所没有得到的东西，统统地奉献给我们的女儿，把我们未完成的愿望传递给女儿，因为女儿是我们的生命的继续，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当然，她们也应该去完成我们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
贝蒂从来没有反抗，或拒绝弹琴，拒绝上课。她自从出生起，就是我们的骄傲。她具有一种最最优良的品质，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的父母都希望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看到的：“听话”，而“听话”的同义词也就是“顺从”。这个词语，和这个词语背后传统的历史和故事，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的。这种听话，有时其实是对孩子心灵的压抑，对他们天生的好奇心和独立意识的最大的伤害。在犹太人的词典中，在他们的教育方式里，是找不到一模一样的词和意义的。
“妈妈，我今天肚子有点疼，能不能不去老师家学弹琴？”有时，贝蒂的眼睛充满渴望地看着我说。但我会拽着她的小手，不容分说地把她放在了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知道她是在耍花招。但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父母的一厢情愿。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贝蒂，学钢琴是不是她的想做的事。也没有必要问。父母为儿女的前途去决定他们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是很正常的事。再后来，每次上课之前，她的抵触心理越来越明显了，但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会软硬兼施地把她带到老师的家里。回到家里，也是想尽了办法要她练习弹琴。
几个月过去了，直到有一天，老师终于向我诉说了对她的不满，“贝蒂好像从来也不好好练习钢琴。她比我所有的学生都落后很多。”
“老师说你最近一点进步也没有，说你上课开小差，而且根本就不做老师给你安排的作业，不练习弹琴。你说是怎么回事？”晚上回到家里我对她叫道。我心里又失望又焦急。
“我不想弹琴，你们为什么非要我去上课呢？”她的两眼愤愤地瞪着我，不甘示弱。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对我回嘴，而且含着一种明显的敌意。
不知怎么的，一股极大的失望和痛楚使我控制不住自己，我顺手拿起那个扫床的小笤帚打她的手背。自从她出生后，我第一次那么重地打了她。她尖声哭叫了起来！听着她那嚎啕的哭喊，我的心像针扎了一样疼痛。这哪是打她啊，真正的是打在她的手上，疼在我的心上。
为了那失去理智的几分钟，我以后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啊！
在以色列，贝蒂对父母打孩子的事深恶痛绝。但我们之间从未认真地讨论过这个话题。直到多年后的一天，来到美国几年后，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我那次因为学钢琴的事打她，对她的伤害有多大。
那天，我在家里举行春节晚会，张灯结彩，让我们的美国朋友感受到中国新年的气氛。晚会非常热闹，所有朋友都满意地走后，我当时最亲密的好友理查德留了下来，帮我整理和清扫厨房。
我的好友理查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中国春节晚会，所以非常激动和兴奋。厨房房收拾停当后，他问：“贝蒂，你一定很为你的国家，为你自己，为你的妈妈感到骄傲吧？你是何时离开中国的？你是喜欢中国，以色列，还是美国？”
为晚会辛苦了一整天的贝蒂，这时斜躺在沙发上，半睁着眼，说：“我离开中国太久了，记忆很遥远了。我有很多朋友，但他们都在以色列。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我在中国一个朋友也没有，我离开那儿时才10岁，没有什么记忆……我只记得妈妈有一次打我。她用扫床的笤帚打我，把我的手打得红肿了许多天……”她的声音渐渐地弱了下去，然后我听见了她的啜泣声。
看着她那泪流满面的脸，我的心瞬时停止了跳动。只是我第一次听她诉说心底的痛楚。我在遥远的记忆中搜索，试图寻找何时我会那样认真地打她。终于想起来了那天打她的经历。
理查德把目光转向我，不敢相信地看着我。他几乎与我同岁，也有一个女儿，但他从没有对女儿举过一次手。他不可想象我会这样对待自己唯一的女儿。
“是这样吗？靖？你真的打了贝蒂吗？”从他那惊讶而又有些憎恶的眼神，我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不是多年的老朋友的，他会因为这一件事，就会把我的名字从他朋友的名单上清除掉。
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文化习惯传统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事情的。几天后，理查德对我说：“你真的不应该那么做——你看，这对她的伤害有多大！”
我向贝蒂走去，默默地坐在她的身边。我用纸巾为她拭干了眼泪，然后自己也经不住流起泪来，真的很伤心。虽然自从来到以色列后我对她关怀备至，我们母女相濡以沫，相依为命，那块伤疤已经深深地留在了她的心里，看来很难把它消解。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妙法，能够让她忘了那个经历！
“妈妈，我其实并不怪你，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你给了我一切。我不恨你，也不记仇，你放心好了。只是我很难忘记这件事。”
我感谢贝蒂并不记恨我，但我真的希望时间能够倒回，我会用别的方法教育她学钢琴，而不是用武力去强迫她学钢琴。我会像她的在以色列的钢琴老师倪摹那样，用心，用情去感化她，教育她。
我有许多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朋友，我相信他们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最有爱心，最能为女儿献身的的妈妈，我也从未向他们谈起自己打女儿的事件，否则他们会如何想我呢？
在以色列，贝蒂从未见到家长打孩子。起先她感到很奇怪，然后她听说打孩子是犯法的，不论是谁打谁，即使是家长打孩子也是犯法的。这对她来说是一种释放，一种自由，与她多年来在国内所见所知和所体会的大不一样。对她来说，也许这也是她在以色列如鱼得水，快乐自由的原因之一吧。在以色列，有时她的言行把我气得火冒三丈，我都是对她好言相劝。有一次我刚扬起手（我知道我那么做只是吓唬她而以），10岁的她站在我面前，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你敢打我，我马上就打电话叫警察。”她没有白吓唬我。如她真的给警察局打电话，我会被警察带走的。我的一个邻居就是这样被带走的。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做几件错事，甚至是愚蠢的事。但对我来说，从没有一件事使我如此地痛悔。
（本文节选自鲍靖新作《“东”“西”妈妈》，该书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鲍靖，南京人，曾获《中国健康报》“出国归来”征文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并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散文。2002年获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院生物学博士学位。2002年起在美国联邦公共卫生研究院任职，从事癌症和艾滋病研究。现任华盛顿全球超然非赢利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和亨利·杰克逊军队医学发展基金会医学官员，主管全世界多中心艾滋病和结核病临床试验项目，包括在中国拓展临床药物试验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