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作伴好还乡

小海

每次碰到育邦，免不了会说《青春》。一是因为他是这本刊物的编辑和现任“管家”，二是从十几岁的青葱少年到知天命之年，三十多年过去后，我还是这本刊物的作者。育邦说，你可以写一下《青春》的，我嘴上虽然答应了，心里又不免惴惴然。一个为《青春》寸功未立的人合适吗？好在印象中的《青春》杂志，就不好论资排辈。黑着面孔讲资历的不可能有资格在《青春》做编辑。

《青春》从创刊开始就受到本省文学青年的追捧。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青春》杂志曾被誉为全国文学界的“四小名旦”，发行量曾高达70万份（这一数字参见韩东：《他们》或“他们”，载欧宁主办的《天南》文学双月刊，2011年第三期“诗歌地理学”专辑）。那时候我在老家，一个中学生，听一帮比我大的文学爱好者像谈论一块圣地一样说起她，但说到底也就是一小群读者和一本刊物的关系。这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听他们讨论那上头的封面、小说和诗歌的作者，争论小说和一首诗到底是写了什么，甚至猜测背后的故事，等等。从一开始写诗我就认定了，以后一定得在那上头发表我的诗歌“大作”。

最早认识《青春》诗歌编辑吴野先生的字，就是他写在《青春》便笺上的退稿信，寥寥几行，浮云般潦草，细细琢磨却别有意味，一两句鼓励的话挺暖心。那个时代，鼓励文学青年投稿，寄稿子只要在长方形的信封上剪去一只角，写上邮资总付四个字，就可以让邮递员将“大作”源源不断送交到你信任的编辑们手上。即便是现在，偶尔想起了吴野先生的字，也会心底一乐，平添一点人生的幸福指数。他的“习作留用”四个字，兴奋得我在学校操场上完成了平生第一个“鲤鱼打挺”的高难度武术动作，这动作，以后再也没做成功过。

我和一些诗友结识，甚至成为一生的朋友，也是缘于《青春》。比如韩东，比如车前子。因为看到韩东在《青春》上发表的一组诗，立即就打听关于他的信息，通过吴野先生要到了正读山东大学哲学系一年级的他的通联地址，和他讨论起诗歌。从1981年开始，韩东在《青春》、《诗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昂起不屈的头颅》、《山民》、《山》、《老渔夫》、《女孩子》等诗歌作品。其中，组诗《昂起不屈的头颅》，获得过《青春》杂志社的优秀作品奖。这应当是他拿到的第一个文学奖项。我在《青春》杂志发的第一首诗已经是1982年10月号上了，好像有一个处女作诗页，因为年龄还算小，就发在这一栏目上，其实之前我已在《萌芽》、《滇池》、《海鸥》等刊物发过一些诗了。之所以能记得这个初发，是因为这年夏天我到南京来治眼疾了。

1982年暑假，我因陈敬容先生的介绍，去拜访盐城师专的周海珍老师，在她那里无意中发现了自己视网膜脱离。随后，父亲陪我去了多家医院治疗。7月的中下旬，我们第一次去南京，托同乡熟人打听、联系相关医院的眼科，但几家医院都没有现成可以入住的病房床位，只能住在旅馆每天跑医院等通知。这期间，我们去了《青春》编辑部，有“朝圣”兼亲眼看一下“熟悉”的字迹主人的意思。印象中，编辑部就在鼓楼的旧楼中，吴野和马绪英两位编辑并排着办公桌，合用其中的一间办公室，两只圈椅，办公桌上高堆着一摞信封，装着各地作者的自然来稿，似乎是剪了信封口子，将稿子与信封再编号钉在一起的。显然，他们每天坐班也像车间流水线上作业一样，要审看大量稿子，而我的稿子也曾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编号，出现在那一堆当中。室内采光其实不是太好，是不是用台灯的？为什么我又记得他用的是一管小小的毛笔的呢？实在是奇怪。我和我父亲一起摸上门去，报出名字后，坐在靠近门口位置、身形微胖的吴野先生对我们的冒失来访并没显出意外，而是自然地让坐（里面有多余的空间和凳子），说你们来了几天了吧，他已经知道我们来宁寻医就诊，因为几天前北京的老诗人陈敬容给编辑部有封信说到这件事，他有位熟人在鼓楼医院也可以帮着打听一下有没有病床。他建议我们最好定心住下来找“名医”诊治一下。我们沉默以对。作为乡村教师的父亲可能是带上了他的全部积蓄送长子到县城到地级市最后到省城就医，已是件很“奢侈”的事。吴野先生说，我想好了，就这样，你们可以吃住到我家里去。下班时，吴野先生推着他的自行车领我们俩去坐公交车，他在靠近家那边站亭等着我们。他家应该是在四牌楼还是大行宫附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青春》要建新楼，他还无私地挤出几个房间堆放东西临时周转一下。我品尝过师母的厨艺，也记得一个喜欢画画的大头小男孩儿吴巍。我们晚上回到他家时，师母总会关切地问候：“找到名医了吗？”等到我住院手术后，吴野先生还骑着那辆自行车带着水果专门跑到军区总医院病房来“探视”过我一次。他还转给我一封大妹用稚嫩的笔迹写给我的信。信上说妈妈不放心我，一定要她写一封信给哥哥，她灵机一动，找到《青春》杂志上的地址了。这是一个农村家庭最困难的时期，两个妹妹新学期已经开学，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已赶回老家上课。轻狂和懵懂的我，不再有父亲在身边监护，开心地住在医院里面，享受着诗歌和友情。几乎每天都有杜国刚等南京的诗友，轮流到病房来陪我，从外面带了好吃的给我。这批诗友都算是《青春》杂志外围的一批作者吧。刚哥带我出院的那天，拎着叮当作响的碗盆包裹，踩着中山东路一地金黄而且哗哗作响的梧桐树叶子时，才惊讶地发现，这已然是秋天了。

一个人的青春岁月也一样，不知不觉中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青春时代与《青春》杂志相关的记忆却很难忘。

三年后的秋天，我进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经常去串门的地方，居然就是《青春》杂志社。我的好友韩东这时候已经从西安调回了南京，他的父亲方之就是《青春》杂志创办的倡议人之一，他的哥哥李潮也是《青春》当时的小说编辑。在我就读南大的年份，《青春》杂志社已经搬进了兰园十九号气派的新大楼。就此，《青春》就给了我一个大家庭的印象。编辑们都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一家一户是独立着的，似乎不用再集中办公了，就在家看稿子，每月说定一个时间集中交给“家长”（主编）就行，那还不是大家庭吗？李潮家在七楼，韩东妈妈跟李潮住，韩东从他住的蓝旗新村晚上过来李潮这儿吃饭，因为离我的学校就一两站公交车的距离，我时常会从学校溜达过去蹭饭。即使有时韩东还没到，韩东妈妈（李艾华阿姨）或者李潮夫妇也会陪我一起聊会儿天。后来，我又带着我的同学去玩，有时也会一起吃饭。记得在楼道里面看到过一两次主编斯群，他儿子斯微粒是我们的朋友，经常串门儿的。在李潮家偶尔会碰见顾小虎，他也是《青春》编辑，家在李潮楼下。也碰到过叶兆言、徐乃健、黄旦璇来李潮家串门聊天的情景。我也带过同学到顾小虎家陪他下围棋。兆言那时在南大中文系读研，算我师兄。五六年前在南京的一次活动上碰见兆言兄，他私下里拉着我说，时间真快，韩东都到了他爸爸过世的年龄了，一定得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才好。他为此奔走也居然很快有了眉目。两代人因为文学延续下来的情谊真是令我感动。现在出刊的《青春》杂志上，我们还能看到编辑韩东的字样。

韩东当年联络我们一批人在南京创办《他们》的时候，其中的小说作者像马原、苏童、李苇、乃顾（顾前）等，大多是李潮的朋友。就是说，他们先是《青春》的小说作者，再成了《他们》的作者。1985年春天，《他们》第一期刊物出来后，主要由韩东分别寄送各地作者。我在海安老家收到的一包杂志是从《青春》编辑部寄出来的。韩东当时写信给我用的信笺纸也是《青春》的。不仅省了邮费，也免了检查。因为《他们》不是正式出版物，有时候邮局不让寄。《他们》的通信地址好像留的也是《青春》当时的办公地址：兰园十九号。因为《他们》的挂名主编付立就是斯微粒，他是当时《青春》主编斯群的儿子，所以有读者来信就从《青春》转给他。《他们》中的哥们儿开玩笑说，如果有女生的来信甚至情书微粒也是最先看到，有中意的也可以“截留”下来嘛。反正是传到我手上的读者来信基本都是敞口的，并且已被系里面多人传阅过，基本是不用看，只要听，就知道内容了，总会有人添油加醋转述过来。

1986年夏天的那个暑假，我和韩东以及同班同学贺奕商定了结伴去西安、九寨沟、成都、重庆玩。临行前，找到李潮，开了一张《青春》杂志社的介绍信，大意是这三位同志都是我们《青春》杂志社的重要作者，他们要去贵处采风和创作，希望给予方便。并加盖了公章。其实这一路上都有我们相熟的诗人朋友们陪伴或者接待，也没人想到这个介绍信派上点什么用场。好像就拿出来一次。进九寨沟的时候经过南坪，正好看到镇上有挂牌子的是文联之类的还是什么文化单位，我们就去拍门联系，希望他们给予接待，大家想着，最好能免票参观多好。屋子里走出一位搞摄影的中年人，满腹狐疑地打量我们，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主要是旁敲侧击审查我们的身份，最终说他们经费有限无法接待我们。但他最终还是送了我们一本他的摄影作品介绍手册，至少让我们人没进沟就已经先看到了九寨沟的“风景”。我们中有人说，《青春》虽然红火，但影响还没深入到祖国的西部山区。最有可能的情况还是他说了实话，再者，对这个招数也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几年前，韩东写过一首题为《老楼吟》的诗，在苏州碰头时他读给我听，我立即想到的就是《青春》杂志社当年的那幢七层大楼。四年前，韩东五十岁生日那天，我又去了那幢当年熟悉无比的大楼，三十年快了，变化之大，让我莫名惊诧，感慨万千。我可是真见到了诗中描述的真实情景：“一栋灰暗的老楼，/人们上上下下，/进出于不同的门户，/接近顶层时大多消失不见。/居于此地三十年/邻人互不相识，/人情凉薄，更是岁月沧桑。/孩子长大，老人失踪，/中年垂垂老矣/在楼道挪步，/更有新来者，面孔愈加飘忽。/老楼的光线愈加昏黄，/灯泡不亮，窗有蛛网，/杂物横陈，播撒虚实阴影，/人们穿梭其间，一如当年。/有提菜篮子的，有拎皮箱的，/有互相挎着吊着搂搂抱抱的，/更有追逐嬉闹像小耗子的。/有真的耗子如狗大小，/真的狗站起比人还高，/一概上上下下，/七上八下，/一时间又都消失不见。/钥匙哗啦，钢门哐啷，/回家进洞也。/唯余无名老楼，摇摇不堕/如大梦者。”

我知道，今天的《青春》杂志社早已不在这幢老楼里面办公了。韩东的“白日放歌”，让我猛然间想起杜甫诗中的下一句：“青春作伴好还乡”。文学在这个时代很像是一个故乡，《青春》，曾经也像是我们这代人的一处文学故土，伴随过我们的青春。

在这个暮春时节，回忆有关《青春》的往事，别有一番人生况味。但因了箪食瓢饮、不改其志的人还在，所以，“老去的只是时间”（陈敬容先生诗句）。

祝福《青春》，永远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