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草原上的“小铜人”

萨其

东起大兴安岭、北到蒙古草原、西到阿尔泰山、青藏高原的草原上，有一个军团，他们或隐藏、或沉睡、或被遗落于草莽间、沙海里，任凭风沙的洗礼，坚毅的等待着命运的召唤，等待着有识之士的呼唤。

他们就是为数众多、长相各异的“小铜人”，或许是宗教用具，或许是生活玩具，亦或是狩猎工具，经历几百甚至数千年的沉睡后，这个庞大的隐匿军团渐渐苏醒，如梦初醒的他们呼吸着真实的青草气息，成了今人的宠儿，成就了文明交融的最好诉说。

散落草原

草原文化作为中原农耕文化的一个参照系与活力来源，一直参与着文明的重塑与涅槃。东起大兴安岭、北到蒙古草原、西到阿尔泰山、青藏高原，纵横交错，以马匹为主干构成了古代草原文化之路，即使地理遥远，方位相左，这些区域文化在传播中都成为广袤草原地带文明交流的有机部分。

在这片草原中，散落着诸多形态各异的“小铜人”，数量之众，堪称军团，其神态、表情、姿态、服饰发型各异，令诸多玩家爱不释手。信奉自然崇拜、人神沟通的萨满教在东亚草原民族的信仰中，普遍而深刻。在那里，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原始萨满宗教中人形崇拜物的存在，东北诸古老民族普遍存在着材质为桦树皮、布、铜、剪纸、铁质的男女神偶、鄂尔多斯草原斯基泰艺术中的铜人偶像、红山文化中的玉人，以及普遍存在于北方草原、中亚地区，以及流传到南亚次大陆的天铁护身符小人。林林总总，都在为这种草原丝绸之路的强大文化交融能力做着最好的诉说。

从一大堆铜人的神情中，可以一窥真实的契丹、真实的丝路，呼吸真实的草原气息，这正是笔者收藏五百余小铜人的乐趣所在。

多为牧民偶得

小铜人从分布上看包括两大类。一类属于辽金铜人：在内蒙古、东北，民间存在着丰富的实物，收藏圈儿内俗称“辽人”。金代继续沿用辽代铜人的形制风俗，前后合称“辽金铜人”。

另一类属于丝路铜人：在陕北、甘肃、青海等地的河西走廊地带，也遗存着大量古人类的生活遗址。风化作用下，遗址裸露，当地牧民就在遗址处掇拾各种小玩意，像玛瑙、斧头、鸣镝等代表典型草原文化的生活品，在这里被拾到的称为“汉魏丝路铜人”。敦煌鸣沙山附近有著名的古董滩，以动辄能捡到古人类生活零件著称。这些地区以及新疆、青藏高原乃至广义丝路地区采集到的，是汉魏乃至草原文明更早时期丝绸之路的铜人挂件。

十余年来，收藏爱好者从牧民手中辗转得到了各类造型的 “小铜人”。辽金铜人是主体，它们高一般不超过9厘米，短的不过1厘米，它们形态各异，依据造型可分为18大类：持荷、持宝、抱桶、武装、携幼、乐舞、蹴鞠、踩物、戏兽、蹲踞、示雄、上下手、提囊、杂剧、袖手、垂立、携鸟、迎钱等，以孩童面目居多。可以说，“小铜人”是众藏家约定俗成的叫法，可粗略描述为：铜质，人形，作为挂件，背上、头顶有穿孔。

发轫于汉代

关于铜人的来历众说纷纭。在鄂尔多斯黄河两岸，民间传说小铜人晚上会聚会在灶台上议论各自主人。达斡尔族则有树上挂铜人的风俗，还有铜人磨成齑粉可以接骨的传说。目前并无有力证据证明小铜人在古人生活中的实际用途。

越是文明早期，人形造像出现得越频繁，尤其是带有男女性别特征的人形介质。后代民族祭祀，无论是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还是驱邪镇压，多有人形的偶像存在，汉代前后不断出现的被称为“金人”的铜人、蛊人、巫术木偶、陪葬铅人、人形俑，可为佐证。匈奴与突厥风俗中的翁贡，意为神偶，也一直作为草原风俗存在。汉代普遍存在的辟邪桃木人，下端尖锐以便于插在木座上，特点与楚器类似，在西域出土文献中也得到证实。同时，以希腊、中西亚辗转流传而来的带翼天使，以及人形护身符的使用，也在西域地理范畴中留下了痕迹。

汉军队在甘泉宫打败匈奴休屠王，在这个匈奴祭天的地方获得了铜质的金人十二之后，它们就一直成为两汉六朝宫廷的点缀。这些金人被记载为巨型人物，并在宫廷的开阔处充当侍卫点缀，在宫廷中还有匈奴衣着的铜人手持灯具的铭文造型铜灯。在河西走廊一带，经常可见汉代小铜人被风沙吹出，其中多有悬挂的孔洞，显然是用于佩带悬挂的随身护身符类。斯坦因在楼兰的考察工作中，也发现一个双手叉腰的小铜人。

新疆的铜人中有一部分穿着胡衣跳着舞，是否在暗示小铜人是一个舶来品。且不论人类最早铸造铜的地点在于中亚这个论点，就从罗马、埃及早期文明中都存在发达的铜人挂件这个角度也不无猜想的余地。唐代的小铜人资料十分缺乏，而草原生态却一直持续着。

巅峰于辽金

小铜人的盛行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献力最丰的当数辽金两代。小铜人也经常被说成小辽人。辽继承唐代文明，但契丹亦有自身文化底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契丹对于唐的农耕文明是一次反照。而在唐开明土壤中消失的萨满小铜人，又一次粉墨登场了。由于时代进步及宋代昌明文化作为邻照，辽金小铜人的文化意味已无法再维持早期草原时期的神秘宗教载体，不得不转化为世俗生活玩具。辽金小铜人表现出大量的世俗活动痕迹和戏剧角色的扮演，其世俗欢乐的表情取代了汉代面目不清、工具化的小铜人式样。金继承辽的强大文明，也继承了小铜人的习俗。小铜人铸造与流行也存在着集中分布的状态：巴林左旗与哈尔滨的阿勒楚喀。巴林左旗和阿城分别是辽金的政治中心，那里贵族集聚，对小铜人的审美要求自然要高于其他地方。

同时期的宋，磨合罗大行其道。这个起源于佛教的“玩具总动员”，风靡于宋代举国百姓与富豪。磨合罗从保佑的立场出发，基于佛教的含义，融合于求子的愿望，落实在七夕的风俗中。在当时，磨合罗的制作多为泥质。贵重的才用金属与金子，金子的磨合罗是皇宫所有。就算是泥质作品，也会在精细生动上下功夫，十分贵重。在宋代，玉、象牙、木、银的小人都层出不穷。在西夏也发现了用于浇铸小人的泥陶模子。可见，此风俗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越过了国界、越过了民族藩篱，而成为时代流行。同时期的陶瓷窑口也多出现同类式样的小人，风靡一时的宋金红绿彩娃娃也为该时期的时尚做着精彩的注释。

布鲁头是蒙古族牧民放牧时随身携带的狩猎工具，它有许多形状，也有做成小铜人样子的，头上有环可穿皮绳，皮绳另一头系在木棍上，放牧时若发现有狼尾随，就抡圆了棍子，由布鲁头重心引导，飞向那头虎视眈眈的狼。手法高明的牧人甚至可以精准地击中狼的眼睛或牙齿，将狼击退。千百年过去，棍子和皮绳或许都烂了，唯有铜质的布鲁头留了下来，成了草原文明的见证。

元代一统中华后，原先的几个文化版块开始重新融合，元代的小铜人面目不是十分清晰。不过，蹲踞式样的小铜人很可能是元代遗留下的式样。由于地域被打通，所以使得这个北方流行的宠儿也被南方所接受，并在明清迅速成为全国各地都存在的一种风俗品。明清世俗社会的发达，吉祥、福禄寿、求子、中举已经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小铜人也就顺应这个走向，从而开始手拿如意，进行洗心革面。

在地域分类中，云南的小铜人自成一派，其造型有见蹲踞式样，也有合十膜拜式样，与佛教有很深的关联，为其他地区所不见。这是否为蒙元南下风俗所致，或契丹南下所带来的契丹风俗与当地融合而成？

收藏之风渐起

目前，铜人收藏逐渐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品类。相较辽金铜人而言，汉魏铜人普遍偏小，长度大约在2厘米至3厘米间，其铸造工艺和精神面貌与辽金铜人截然不同。汉魏铜人造型简陋，且有部分面目模糊不清；辽金铜人有明显挂痕，铜人造型丰富多彩，立体饱满，铸造工艺精湛，雕工精细，更接近世俗百态。从这个角度讲，汉魏铜人与丝绸之路紧密相关，与早期宗教崇拜有关，辽金铜人作为中古器物，即使含有宗教的意味，也已经从娱神到娱人，早已融入世俗的市井生活。

收藏队伍主要是北方产地居多。一个精美或奇特的铜人一出现，马上就被藏家抢夺。在铜人收藏品类中，纸镇一类，多附于文房，所以喜欢的群体更多，价格也更坚挺，同时，童子钮的辽金元押，作为印押收藏的一个特殊品种，也一直受到藏家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