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敦小说二题傻子不宜离家出走

1

“我本是个皮匠，如今却在搬砖。干了这些天，我发现，搬砖与做皮活儿比起来，有几点好处。搬砖虽耗力气，但可以走动，腰不用总弯着，姿势随意变换。做皮活儿主要是铲皮，铲皮就得固定站在一个点位上，不能动，像棵树，身体却不能像树那样直立着，要弯腰，使劲弯，小于九十度，前胸顶住铲弓子，一起一伏，像个不停鞠躬的人。有次电视上有人说出一个成语，鞠躬尽瘁，我马上记在心里，觉得这说的就是我们皮匠。当然，在我们那边，没人叫我们皮匠，这称呼太过文雅，我是怕你们听不懂，才这样说的。别人都叫我们铲皮的，简单明了，一听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当了这么多年铲皮的，我也琢磨过，世界上还有什么活儿比这更累吗？答案是真没有。搬砖够累了吧？比铲皮差得远。你铲一天皮，腰酸腿疼，像挨了一顿打，比咱们真的挨打还厉害。别指望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就不觉得累了。我干了二十多年，依然没有习惯，落下腰肌劳损的病，你们看我走路弯着腰，这可不是装的，我是真的腰疼。搬砖不伤腰，手跟胳膊用上劲儿，腰会轻松很多。但干得时间长了，还是有点吃不消。咱们来来回回地搬着砖，好像这窑洞里的砖永远搬不完。砖坯子也是一样，就好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韭菜，搬走一茬，又出一茬，没完没了……”

讲到这里，他们都睡着了。这些傻子，躺下后哼哼唧唧，七嘴八舌，没一个说得清楚，我仔细听了半天，才搞明白，原来想听我讲故事。我习慣睡觉前说一段，那纯粹是自言自语，没想让他们听。今天本来不打算说了，白天挨了两鞭子，疼。我说的那些事，都是个人的私事，一直认为他们听不懂。他们都是傻子，真正的傻子，如果不是智障，也不会被弄到这里。我虽名叫傻翔，但并不真傻。村里人爱给人起外号，看我不爱说话，就以为我傻，叫我傻翔。我本名叫张远翔。

在我们村，外号叫傻什么的人多得很，有几个是真正的智障，比如傻文、傻欢、傻涛和傻相。现在，我把这四个名字送给睡在我身边的这四个傻子。他们本名叫什么，没一个说得清。最壮那个叫了傻文，其体格比傻文本人还要壮实，干起活来一个顶俩。爱笑那个叫了傻欢，村里那个傻欢也爱笑，总是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好像想起特别快乐的事。叫了傻涛的那个不知冷暖，一年四季穿件军大衣，里面光着，经目测，两个傻涛的屌也差不多大。傻相是一个孩子，大概十二三岁，顶着一头擀毡的头发，眼睛很大，常泪汪汪的。

天还没亮，听见钥匙开锁的声音，屋门被猛然推开，牛力闯进来，往铺上抽五鞭子。熟能生巧，牛力抽得很准，每一鞭子都不浪费。这是夏天，都光着睡，鞭子抽在身上，疼得很，撩起破衣服看，一道血印。

“快起来干活儿！”牛力喊，喊完他就跑到门外。我第一个爬起来，看见牛力在打哈欠。他又搓了一宿麻将，就算打无数个哈欠，也解不了困劲儿。我们屋里味道不好，臭乎乎的，好像广元汽车站的公共厕所。所以牛力才会快进快出，把哈欠打在外面的空气中。

像这样的屋子，还有五个，每条大通铺上睡五个人，一共是三十人，这账我能算清。牛力是我们这一小组的组长，另外五个组长，这六个人中，牛力地位最高，因为这砖厂的厂长是牛力的亲叔叔。为给家族长脸，牛力显得特别敬业，从不迟到，甚至插手其他小组的事务。这六个小组长，打起人来一个比一个狠，甚至有点攀比的意思，一个打破我们的脑袋，另一个就会打烂我们的后背。牛力当仁不让地下手最重，听说打死过一个人，如此战绩令五位组长望尘莫及，只能甘拜下风。对砖窑厂来说，处理人的尸体极为便利，扔进窑炉里烧一烧，骨头渣子掺进泥里，做成砖坯子，再烧成砖，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们的屋子在砖窑上面，离地两丈高，就像空中楼阁，只有一道台阶，通向地面。一到晚上，台阶上就出现两条狼狗。我曾站在砖窑边往下看，感觉眼晕，跳下去恐怕凶多吉少。如果我逃走，屋门这一关就很难过。门上有锁，钥匙在牛力的腰上。门虽是木头的，但足够结实，不可能被一脚踹开。而一旦我们闹出动静，让狼狗叫起来，他们就会火速赶来，晃着手电，哐当两下打开屋门，进来一顿猛抽。黑灯瞎火的，这抽起来就没准了，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有可能挨上鞭子。我们像受惊的鸡，在窝里乱蹿，有一次，某个傻子蹿出门去，怕狼狗，不敢走台阶，从砖窑上跳下去。第二天，他那条瘸腿证实了我的忧虑。他并没有因此获得休息的机会，反而狠狠吃了顿鞭子，拖着一条瘸腿继续上工。

我们走出屋门，天还黑着。屋后竖一根杆子，上面亮着电灯。影子砸在地上，被别人踩住。台阶上的狼狗被他们牵走了，栓在砖厂大门口，冲这边叫。组长们甩着鞭子，像赶牲口那样，把我们赶到砖坯场。那里的灯挺亮的，土被照得很白，像下了一层霜。一开始觉得冷飕飕，总觉得有风在吹，干上一会儿，就热了，哪里有什么风，天地凝固得像一块砖头。

砖坯场在一个大坑里，底部平整，四周是两人高的峭壁。他们站在峭壁下，盯着我们干活儿。我能想象到，这里本来也是平地，自从建了砖厂，才慢慢被挖成了大坑。土都变成了砖，砖被拖拉机拉走，盖成楼房，组成城镇。谁也想不到，他们安居乐业的楼房，都来自这个大坑。

我们脱砖坯子。傻文和我搭档。他劲大，能干，我有经验，懂得用巧劲儿，还能指挥他。我俩比较出活儿，比那三个傻子干得好，自然鞭子也挨得少点。

我年轻时脱过土坯，那玩意儿比砖坯子大得多，程序是一样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土坯早已成为历史，谁家盖房也不用了。在砖厂，做砖坯子也不用人工脱坯了，有制砖机。我们把土浇上水，和泥，再把泥给进制砖机，一块块土砖出现在传送带上，饿急眼的时候，会看成是一块块鸡蛋糕。

早饭不吃，中午吃一顿，晚上再吃一顿，一直干到十点，两头见黑。所谓的饭，大多是熬白菜和大馒头。菜里几乎没有油，更没有肉，所幸馒头是管够的，我一顿能吃四个。原先在家，俩都吃不下。傻文更过分，能吃六个。就连小孩子傻相，也能吃仨。尽管每顿饭都吃得很撑，但不顶事，干着干着，很快就饿了。那饿劲儿上来后，不但爱笑的傻欢会把笑容收敛起来，就连傻涛军大衣里晃荡着的东西也明显短了几分。

2

“傻文，你说说，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躺在炕上，我问傻文。这问题也不单单针对傻文，谁都可以说说，只要你想说。傻文嗓子粗，呜呜说了半天，我一句没听懂。他说得是四川话吗？不像。问别人，有没有听懂的，他们都笑。要笑还是傻欢最擅长，那声音就像走路踩到一个水坑，我恨不得后退几步，让他闭嘴。傻相一直很安静，这孩子睡在大通铺的最里边，因为年纪小，腼腆，不敢说话，就像是傻得最厉害的。

“最后还是我说。我是河北人，把家乡话稍微变一下，就是普通话，你们都听得懂。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可以说是离家出走。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还离家出走，是不是有点可笑？这是有原因的。我从家里跑出来，是为了杀人。那人并非近在眼前，而是远在天边。我从未出过远门，只凭一腔热血，刚冲到衡水火车站，就有点晕头转向，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是好。过安检时，我闷头往里走，被人拦住，让我把手里的蛇皮袋放到传送带上。我只好放上去，然后他们的机器就响起警报声，一个人按住我，另一个人打开蛇皮袋，拿出我的钢铲。他们把我的钢铲没收了。我说那是干活儿的工具。他们认为这是和刀子一样的凶器。出门时，我确实在刀子和钢铲之间难以取舍。刀子，也就是我家那把杀猪刀，个头小，带着方便。但钢铲我耍了二十多年，早已成为我手臂的一部分，用着顺手得很，用此铲将那人的人头铲下，特别有意义，更像是皮匠干的事。出门时，我只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钢铲，带着它，心里踏实。没了钢铲，犹如断我一臂。我感觉自己变成了残疾人，胆子像被扎破的猪尿泡，爆裂在购票大厅里。售票员问我去哪里。我说四川。她又问具体什么地方。我说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唤马乡红庙村，这是我的目的地，我记得死死的。售票员说那就是到广元，她敲了几下键盘，又说，今天晚上20点31的，四川广元一张，硬座213。没想到这么贵，我出门时身上带了八百块，以为足够了。物价长得真快，当年我只花了两千块，就把媳妇娶到家了，那可是一个大活人啊。我心里盘算着，到广元后再坐汽车，算上吃饭，还剩五百块。杀人之后，如果没被抓，那剩下的五百块足够让我回到河北。出于省钱的考虑，我在火车上没有吃饭。饿了，看人家都泡方便面吃，那香味让我坐立不安。售货员推着小车走过，我问方便面多少钱，人家说五块。我觉得太贵，决定不吃，起身跑到洗手池边，喝了两口自来水。火车上有开水，只是我没水杯。自来水不好喝，一股铁锈味……”

讲到这里，我停下来。傻文发出气壮山河的鼾声。傻欢在磨牙，像耗子啃门板，没准真的是耗子，昨晚就有一只钻进了我的裤腿。傻涛睡觉不出声，但他总把大衣敞开，袒露着胸怀，喂蚊子。傻相睡着睡着总是哭醒，我怀疑这孩子不是真傻，没准他和我一样，只是胆小，被他们打成了傻子。真正的傻子是不會哭的。

我的嘴只要一闭上，就能睡着。再睁眼，门已被撞开，鞭子抽在肚子上，牛力在屋里走一遭，又跑到外面打哈欠。有时我会觉得这只是个噩梦，不住催促自己快点醒。

前些天窑里点火烧砖，晚上睡觉时，屋里被烤得像蒸馒头的笼屉。傻子对环境的变化并不敏感，夏天也能穿棉袄，但烧窑时仿佛都有了理智。这热度连他们也无法忍受，一片鬼哭狼嚎。组长们只好把我们赶到砖坯场，各自找地方睡觉。大家靠着大土堆，躺成一排，土里有凉气，很舒服。我起来撒尿，借着月光一看，不禁打了个寒颤，睡在土堆边的人个个破衣烂衫，毫无生气，犹如待埋的尸体。后半夜，我被冻醒，身下的土又冷又潮，特别羡慕傻涛，有一件棉大衣护体。

这天我们出窑，推着小车，进入窑洞里，把烧好的砖搬出来。干活儿时，我让傻文扇我一巴掌。他愣愣地看我半天，不知道该不该下手。牛力在后面喊，你们在做啥子嘛，快干活儿！傻文回过味儿来，扬手给我一巴掌，彻底满足了我的要求。我被打得天旋地转，有一瞬间，我闭上眼睛，希望睁开时这梦已经醒了。

我睁开眼，已经走到窑洞门口，一股热浪袭来，把我彻底烫醒。有人扭头往回走，正撞到鞭子上。我大喊，“太烫啦，还得再晾半天！”好多人也开始喊，“太烫啦，太烫啦，要烫死人啦！”口音各异，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组长们上来一顿猛抽。

“妈的，每回出窑你们都叫唤几声！”牛力抱怨说。

在挨烫和挨鞭子之间，我们必须选一样。大家开始往窑里走，相对而言，似乎那滚滚的热浪更温和些。我们戴着手套去搬刚烧好的砖，还是觉得烫。

前几天摔断腿的那家伙没有出现，据说被打死了。我想，在丧失劳动能力后，他也只有死路一条了，不可能放他走，或者送他去医院。如果我受伤，下场也会是这样。这让我很害怕，同时也为他们四个捏着一把汗。他们四个还好，看上去很老实，不会做冒失的事。真正的傻子不会跑，跑的人都不傻。有人试过逃跑，无一例外，都被抓了回来。

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同屋的人一起受罚。受罚的方式是厂长发明的，叫“跑窑”。大家排成一列纵队，绕着砖窑跑步，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跑，直到全部倒地不起。厂长，也就是组长牛力的亲叔叔，人称牛总，对自己的发明很是满意，常常引以为傲。

每周开一次会，会上，牛总讲话，总会着重谈起“跑窑”，他认为这个惩罚兵不血刃，很人道，甚至有强身健体的神效。“我听说，如今城里人喜欢跑步，还举办什么马拉松，太矫情了，让他们来跑窑试试，恐怕谁也跑不过你们。”他东拉西扯地说罢，让几个“跑过窑”的人谈谈心得体会。那几位兄弟木然走到人前，支支吾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牛海哈哈大笑，“听到了吧，他们说再也不跑了！”牛力上场，杂耍般抽起鞭子，把那几个人抽得东倒西歪。

3

牛力不会每天早起都会打进门来，他如果不来，那就是下雨了。这里的夏天，雨不算频繁，差不多半月左右才下一次。几乎有一半的雨是半夜时下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这样的雨最有良心，让我们高枕无忧地睡到天亮，醒来后可以像坐月子的娘们那样卧床不起，悠闲地聊天。还有一半的雨，是在下午时落下。上午天空阴云密布，我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偷空观望天空。光线越来越差，起风了，雨来了，我们用塑料布把砖坯子盖好，淋着雨，喜气洋洋地回到屋里。

外面下雨，屋里泛起潮气，原本呛人的骚臭味更加醇厚，这不妨碍我们休息。四肢停止运动，一动不动地躺着，恐怕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事。躺得时间长了，傻涛那根东西就会直立起来。不知是他真想女人，还是让尿憋的。我说：“傻涛，你怎么硬啦？”他嘿嘿笑，并不解释，而是仰起身子看看，又舒服地躺下去。从这根东西来看，他还年轻，大概二十出头吧。在这里，从长相判断一个人的年龄往往很不准确。就拿傻文来说吧，他知道自己几岁，说是二十八。而从他皱纹堆累的面相上看，倒像个年近半百的老者。当他脱去衣服，浑身腱子肉，皮肤上泛着活力四射的青光，与那张死气沉沉的脸自相矛盾。还有我，前几天凑到一辆拖拉机旁，把脸伸到后视镜旁，照了一下，我的脸犹如被踩烂的泥地，更是沧海桑田，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我明明刚四十四岁。

躺得时间长了，他们还是能说几句话的。我问傻文怎么来的。他俩字俩字地说：

“打工。”

“找活儿。”

“砖厂。”

“一千二。”

“没钱。”

“挨打。”

从这几个关键词可以推断出他来此的经过。他来得比我早，不知已干了多久。

“我也是这样。有人去我们村招人，说砖厂招工，一个月一千二，管吃住。我问人家要不要岁数小点的，人家说岁数小点没事。我就跟着来了，结果到地方，根本不是那回事，干活儿累得要死，还挨打，工资一分钱没有。我想走，他们说，你先掏一千块钱的违约金。我哪里有一千块钱啊！”傻相突然说起话来，这让我大感意外。

傻相说完，开始哭。傻欢不笑了，跟他一块儿哭，仿佛被傻相说中了伤心事。他俩一哭起来，傻文和傻涛把持不住，也要放声痛哭。我连忙制止。刚发现傻相不傻，这是好事，应该笑才对。他讲四川话，我听起来没有任何障碍，因为我媳妇就是四川人，她跟我的最初几年，天天讲四川话，搞得我也能讲上几句。

“傻相，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瓜娃子。”为显示我对四川话的熟知，我特意使用了四川方言。刚结婚那那几年，媳妇常把“瓜娃子”挂在嘴边，当然，更多的时候，她拿这个词形容我。

“傻相？我不叫傻相，我叫苗金龙。”

“晚了，谁让你一直不说话，我心里一直叫你傻相，再也变不成苗金龙。你跟我们村那个傻相挺像的。”

傻相，或者苗金龙，这个刚刚开口说话的孩子有点不服气，他毕竟老实，不敢与我争辩，又闷头抽泣起来。我哈哈大笑，拍拍他的头。

“被骗到这里的，可以说都是缺心眼的傻子，我就是其中一个。当初在广元下了火车，我有点蒙，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边走。周围全是人，我却不敢开口问。我应该去坐客车，但汽车站在哪里？肚子饿，又困，好像刚浇完地，在野外轮了一夜铁锨。我在广场上溜达，被一个女的拦住，问我住店不。她的口音与我媳妇一模一样，让我感觉媳妇一路追我追到了廣安。我哪里舍得住店，却不想马上拒绝她，期望她能多说两句。我问，多少钱？她说，五十，再加一百，还有小姐，打炮。我第一次听到女人说出如此露骨的话，心惊肉跳地夺路而逃。她在后面追，说，出门在外，就玩一玩嘛，小姐很漂亮的！我问，汽车站怎么走？她泄气地说，不知道。我闷头往前走，她一直在后面追，劝我玩一玩。我心里很慌，只好掏出一块钱，给她，让她告诉我汽车站在哪里。她说，一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给我十块，我领你过去。我只好给再她一张十块的，那一块她却不还回来。算啦，老娘们都这样，滚刀肉。她在前面走，不停地说着，企图说服我住她的店，玩一玩她的小姐。我全当没听见，杀人要紧，住店只会浪费时间。走了不到五分钟，到了汽车站，那么近，她却要了我十一块钱，让我恨得想先杀她练练手。她看出我不高兴，马上走掉了。我去买票，有到苍溪的车，买一张，等了一会儿，坐上去，靠着车窗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车快要到站，而车上只剩我一个乘客。我感觉不对，摸兜，钱没了。都怪我睡得太死。小偷早就下车走了，再跟售票员和司机计较，恐怕也没用。我这人天生不爱跟人吵架。到县城，我想吃饭，就坐在路边摊前吃了一碗面。这是我离家后吃的第一顿饭，身无分文，吃得忐忑不安，吃完就跑，后面一阵叫骂，好在没人追。坐不起车，我只好步行前往唤马乡红庙村。我不得不开口问路，请当地人指明方向。路上，为了能吃上饭，我故意在地上打滚，把衣服和头发弄脏，又抓一把土，拍在脸上。我装成一个浪迹天涯的叫花子，还搞到一个破碗，和一根打狗棍。绕来绕去，走了三天，我终于到达红庙村。我向人家打听刘建强这个人，人家说，在小卖部门口晒太阳的那个老头就是，有病，别靠太近，传染哦。我果真看到一个老头，坐在墙根下，昏昏欲睡的样子。从年龄看，这个老头大概六十多岁，刘建强也是六十多岁，应该就是他。我的心怦怦直跳，握着打狗棍的手抖起来。怎么杀死刘建强？一棍子打死？棍子太细，估计打不死。用石头砸？也行。我满地找石头，突然想到要不要先见见媳妇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大人。我凑过去问，刘建强，你知道刘金山在哪儿住吗？老头睁眼看看我，说，哈儿，连个大爷都不叫，唉，你咋个知道我叫刘建强呢？我说，刘金山在哪儿住？他说，死掉了，前年中风，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他老伴早就死了，娃们都在重庆打工，家里就剩他一个，他不死才怪。好吧，刘金山死了也好，他本身就不重要，也省得我再去看他。我接着找石头，找到一块大的，抱着走近刘建强。他说，真是个哈儿，抱着块大石头干啥子嘛。我把石头举过头顶，要砸到刘金山的脑袋上。他突然咳嗽起来，吐出一口血。他低着头，说，妈的，好想死哦。我把石头砸在他身边的地上。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决定饶刘建强一死，留着他的命，让他继续受罪。我又操起打狗棍和破碗，说，刘建强你个老东西，我操你妈。骂完，我向村外走去。马路上，我身边出现一辆面包车，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人，一把将我拽到车上。那人说，狗日的哈儿，敢骂我爹。说完，他一棍子打在我脑袋上。我醒来时，躺在另一辆车上，被捆得结结实实……”

4

警察来的时候，我们正往窑里运砖坯子。我们运了一趟又一趟，要把窑洞填满。警察的制服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除非开饭，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们停下来。一个警察站在前面，想拦住傻文的推车，傻文绕过他，走进窑洞。还得再干一下午，才能完活儿。我是第一个停下来的。我知道，这样的日子到头了，突然泄气一样坐在地上，腰疼得厉害，不得不躺下来，才稍微舒服点。干活儿的时候，我总想像这样一样，躺在地上，但我不敢，怕牛力的鞭子轮上来。

不远处，牛力正挥鞭与警察战在一处。警察有电棍，捅在牛力的肚子上，他被电倒在地。作为一个打手，牛力尽职尽责，坚持战斗到底。后来听说，他的亲叔叔，也就是砖厂的老板牛总，在警察到达砖厂之前就带着其他几个组长逃之夭夭了。牛总叫牛力一块走，牛力不走，表示要誓死保卫砖厂。

一个警察把我拉起来，让我去阻止那些干活儿的傻子。牛山跑了，牛力戴上了手铐，可他们还在干活儿，连警察的话都不听。

“别干了，别干了！”我在窑洞里大喊。他们像拉闸后的机器，停止运转，纷纷躺在地上。

警察挨个把人拉起来。我带着他们走出窑洞，一直走，想走到磚厂外面。

“喂，你们去哪里？”一个警察喊。

“先去外面。”我回答。我们一刻也不想在呆在砖厂。

警察把我们集中在砖厂门外的一块空地上。有个端着相机的记者，对着我们拍。一位女警察挨个询问，用小本登记家庭住址。大部分人答不上来，只是莫名其妙地傻笑。只有我和傻相能轻松回答警察的问题。

“这是哪里？是四川吗？”我问。

“不是四川，是陕西。你是哪里人？”警察问。

“河北人。”

“河北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们河北人不应该来陕西打工的。”

“我本来去四川杀人，人没杀成，被人贩子当傻子卖到这里。”

“什么杀人？你到底杀没杀？”

“本来想杀，也有机会，但看他快要死了，就没下手。唉，还不如一石头砸死他。”

大概没听懂我说什么，警察不再理我，又去找傻相问话。傻相是四川人，也记得家里的电话。警察拿出手机，让他给家里打电话，打通后，他对着手机呜呜哭。

大部分人找不到家，警察不知该拿我们怎么办。最后，他们只好把我们领回砖厂，让我们先在窑顶山的屋子里住两天。我们三十多人，又各自回到原先的屋里，好像什么都没变，只是不用干活儿了，可以躺着。警察走了，记者没走，推门进屋，刺鼻的味道差点让他热泪盈眶。

在我看来，记者比警察敬业多了。他忍着味儿，蹲在我的炕头，要听我说话。他说警察问我话时，他在旁边听着，认为我有故事。

“警察拿我当傻子，你不跟他们一样？”

“我是记者，跟警察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不是傻子，你有故事，一个河北人，怎么要跑到四川杀人，又怎么被卖到了陕西呢？”

我躺着，开始从头说我的故事，就像前些天晚上那样。旁边躺着的傻文、傻欢、傻涛和傻翔发出兴奋的笑声，他们就爱听我说话。在我们村，我从没受过这样的待遇，我想，如果说这个破砖厂还有一点好的话，那就是这四个傻子对我的尊敬了。当然，傻相不是傻子，他叫苗金龙，他家人正赶来接他。我也有家人，他们还不知我在这里。

“我家里有媳妇，还有一个儿子。媳妇叫刘金兰，人送外号傻兰。儿子叫张近康，人送外号傻康。其实他俩不傻，只不过跟我一样，不合群罢了。他们叫我傻翔，我并不在意，只是个外号，叫起来我也不疼。我们一家凑了三个傻子，也挺有意思的。

事情出在我的一句话上。有一天，我问老婆，傻康是不是像‘那个人。她竟然点头说是的。她确实有点傻，不知道体谅我，应该摇头否认才对啊，尽管傻康长得确实不像我，一点都不像。他是藏在傻兰的肚子里从四川来到河北的。当年人贩子来到我们村，带着傻兰。我哥非要我买下傻兰，给我做媳妇。哥比我大八岁。我十五岁那年爹妈都死了，只好去哥哥家吃饭，嫂子对我也不错。我从十六岁做皮匠，到二十一岁遇见傻兰时，攒了几千块钱。我哥做主，让我把积蓄交给人贩子，娶了傻兰做媳妇，没想到的是，她肚子里有文章。

傻兰长得不丑不俊，毕竟是四川人，看起来跟河北女子很不一样。她在四川山里长大，家里很穷，爹娘却很能生，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她是老二。她十八岁那年的春天，上山砍笋，被村长刘建强强暴了。村长不让她说，如果她说出去，杀她全家。她很害怕，就没说。到夏天时，她发现自己怀孕的事实，去找刘建强讲，结果那畜生没说怎么办，还要再次强暴她。她用砍笋的刀砍伤了刘建强，就跑了出来。

我知道这事后，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孩子毕竟有了。我对傻兰说，你把孩子生下来吧。傻兰很吃惊，认为我在说气话。我说了多次，把孩子生下来，咱们把他养大。她终于相信，感动万分，表示要和我白头到老，永不逃跑。在我们那边，外地的媳妇大多过不长，即使生了孩子，也会逃跑。傻兰说她不跑，除了被我感动，也有客观原因，四川她是不能回的，刘建强被砍伤，正满世界找她报仇。她不知道，我之所以想要这个孩子，是因为我做过结扎。她把孩子打了，我不能让她再次怀孕。

你们别笑，这是真的。村里搞计划生育，抓得很紧。我哥生了俩闺女，断然不能再生了。哥或者嫂子，必须有一个人去做结扎。我哥不想做结扎，还想再生一个，肯定能生个儿子出来，他有信心。我是个有心的人，看哥遇到难事，想帮他一把，就当报恩了。我找到村长，求他让我代替我哥去结扎，如果不答应，就在他家上吊。村长答应了，把我送到卫生院。我跟我哥挺像的，医生也马虎，来了人就开刀，不管谁是谁。回到家里，我对哥说，你不用去结扎了，我替你做了。哥很震惊，也很感动，就像后来傻兰那样感动。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人家都笑我真傻。我对他们说，看这形势，我也娶不上媳妇了，能不能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哥如愿以偿，终于生下一个儿子。后来，我通过人贩子买了媳妇，这是完全意料之外的事。

哥知道我要傻兰把孩子生下来，坚决不同意，两次三番地上门规劝，他准备再生一个儿子，过继给我，以保证我们家族血脉纯正。我说，仨孩子都把你罚成穷光蛋了，你还生个屁啊。哥很生气，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也很生气，决定先断一阵，时间长了，他照样认我这个弟弟。

傻兰生下傻康。我把傻康养到十八岁。十八年来，村里人一直当我是个笑话，说我替别人养儿子，这绿帽子戴得够结实。哥也不依不饶，直到最近几年，我俩才又说上话。平常，他还是不爱搭理我，嫌丢人。

我对傻康没得说，真拿他当亲儿子养。大多时间，我看着他心里是高兴的。他从小长得虎头虎脑，跟傻文一样壮实。说实话，有时候我看着傻康，心里确实别别扭扭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傻康的长相问题。他长得不像我，一点都不像。那他肯定像刘建强了。于是我决定去干掉刘建强，出一口憋了十八年的恶气……”

记者听完我的故事，说他收获很多，要请我喝酒。我说别光请我一个人，要请就请我们五个。记者豪爽地答应，开车带我们来到镇上的饭店。

从离家出走那天开始，我没吃过肉，所以看见肉后就舍生忘死地吃起来。傻文、傻涛、傻欢和傻相也是一样，吃得满嘴流油。吃了肉，我们开始喝酒。喝完酒我们都哭了。相识一场，我们也算是共甘苦共患难的朋友。等我回到家，就再也找不到像他们那样认真听我说话的人了。真舍不得他们啊。我想好了，回去后就让我儿子傻康把真正的傻文、傻涛、傻欢和傻相叫到家里，像今天这样喝顿酒。我要告诉他们，你们四个以后想吃肉喝酒，尽管来找我傻翔，别问为什么，几个傻子，说了你们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