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一格的影像世界

赵若涵

【摘要】奉俊昊以其卓越的天赋和独特的影像风格在韩国影坛独树一帜。从处女作《绑架门口狗》的初展才华、《杀人回忆》的一鸣惊人、再到《雪国列车》的蜚声国际，奉俊昊丝毫不为声影喧嚣所扰，理性而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或借底层民众凡人小事怒指体制对弱者的倾轧，或巧妙运用悬疑、恐怖的类型之壳讲述别样的暗黑故事，他是一位严谨的社会学者，用电影去探寻世事变迁，发掘推动历史的幕后之手，他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作者，游刃有余地游弋于商业电影大潮中而不失自己的声音。奉俊昊的成功不仅为韩国乃至世界影坛增添了一抹亮色，同时也为亚洲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关键词】社会批判；问题意识；类型叙事；电影作者

韩国电影在20世纪初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取消了严厉的政治审查制度并实行电影配额制度，韩国电影很快开始蓬勃发展，随着国民导演林权泽问鼎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一大批优秀的导演如姜帝圭、李沧东、洪尚秀、金基德、奉俊昊等相继获得世界影坛的认可，成为亚洲电影、亚洲文化的新代表。奉俊昊就是这股“韩流”中别具特色的一位。

一、电影圈中的社会学者

每一部电影不管成功与否都带着创作者的精神烙印。从电影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导演的文化底蕴，艺术追求乃至人生经历。与其他科班出身的导演不同，奉俊昊毕业于延世大学社会学系，童年时期因为孤僻少友，养成了他默默观察周围环境的习惯。因此，相对于镜头语言的雕琢修饰，他更关注于于整个韩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1、出色的社会议题设置能力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奉俊昊的电影有着出色的社会议题设置能力，他运用电影这门大众传播的艺术形式代民众立言，向社会发问，具有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和责任感。他不喜欢去构思具有偶然性和夸张性的故事情节，而是直接将镜头对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社会事件。他的代表作品《杀人回忆》就是以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悬案——华城连环杀人案为故事原型，《汉江怪物》取材于当时驻韩美军向汉江中倾倒化学物品的事件，《绑架门口狗》通过狗引发的闹剧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压力，《母亲》展现了强者欺压弱者而弱者挥刀向更弱者的残酷现实，《雪国列车》则揭示了体制之内没有真正的胜利。他选取的这些事件在当时都是非常出名，广为人知，通过大众的传播使得电影在未上映前就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期待度。同时，奉俊昊的电影并不会因为反映现实而显得枯燥无聊，他利用类型电影的成功模式将严肃的社会议题裹挟其中，并加以变形和优化，将社会议题充分电影化，增强其可看性和趣味性，从而达到“电影+问题”的最大传播效果。

2、现代性困境中的省思者

不仅仅是韩国，整个东亚文明都普遍存在着现代性的困境。以儒家和佛教为基础的东方式前现代文明与西方式的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国族冲突，族群内部的撕裂与历史问题。这一系列症候至今仍未消解。传统农耕文明正在无可挽回地逝去，现代工业文明又带来阵痛和希望，这种哀愁与惶惑表现在侯孝贤、杨德昌等一系列台湾新电影中，也表现在奉俊昊的作品中。侯孝贤、杨德昌一度是他的精神导师。“《悲情城市》实在令人震撼，而童年往事给了我全新的视角”。从他的电影《母亲》中我们或多或少看到《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影子。因此，与两位前辈一样，奉俊昊也在通过电影表达对政治与社会的批判与人的异化之痛。《雪国列车》不言而喻是一部政治寓言，奉俊昊把他关于社会等级的观念完全具象化，从尾车到头车代表社会各个阶层，来自尾车的起义以失败告终，在现存的制度体制内永远没有真正的胜利。《母亲》通过一个暗黑母亲形象，向我们展示了贫富分化、欺凌弱者的残酷社会现实。《汉江怪物》明确把矛头指向美国对韩国的殖民政策与政府的不作为。《杀人回忆》将这种批判推向了极致。效率低下的警察局、肥胖愚蠢的乡村警察、只会对傻子刑讯逼供、流言四起的偏远乡村，奉俊昊在前段漫不经心的叙事中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压抑黑暗、人人自危的独裁统治时期。而当最后凶手将小学女生拖入草丛，远处却响起灯火管制的哨声，眼睁睁看着一盏盏灯熄灭，黑暗笼罩整个世界，不禁让我们异常愤怒，罪恶与管制同时发生，独裁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凶手！

是这个黑暗的社会催发了人的危机和不安，被害的恐惧与害人的欲望一同滋生，最后警察无力地摊到在地上，这个凶手已经不是警察可以对抗的，他是无形而强大的，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绑架门口狗》和《东京》将矛头指向了现代化进程中日益脆弱的人际关系，《东京》用“宅文化”表现了物欲对人生存空间的挤压。奉俊昊的电影总是贯穿着一些核心母题：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政治力量对弱者的迫害，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是健全还是脆弱，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正常还是病态的。导演用电影的方式将这些问题抛向大众，在自己思考的同时也促使大众思考，寻找更为人性和诗意的栖居方式。

3、小中见大的宏阔视角

当欧洲电影走向日益内化的世界，好莱坞大肆宣扬其普世价值，奉俊昊却以真诚的态度探索着多元的世界。也许是地理条件与儒家文化的浸润，韩国的影视作品表现出稳定的俗世特征。朝鲜半岛三面临海，在温带海风的浸润下，韩国人的性格也是如水一般圆润，他们并不习惯跳脱出自己的“小家”去眺望整个世界，而是更加注重家庭。在大多数韩剧和电影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家庭的天伦乐图，爱情友情，或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波折，所有的矛盾都能得到现实或象征中的和解，俗世悲欢是表现的重点。奉俊昊的电影将镜头对准当下，关注于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他的电影很少直接表述重大事件，而是从卑微的“小人物”入手，他电影中的角色设置具有去英雄化，平凡化、甚至猥琐的特点。

《杀人回忆》里肥胖愚蠢的警察，《绑架门口狗》里庸庸碌碌的小职员，《汉江怪物》里无所事事的一家人，《母亲》和《杀人回忆》里都有傻子的出现，甚至唯一一个具有英雄特质的人物柯蒂斯（《雪国列车》）也有着黑暗的往事，因为饥饿而杀人。奉俊昊在设定这些角色时故意淡化了个体的性格特征，无论是从外貌还是情节结构上（他的御用演员宋康昊、裴斗娜等都是貌不出众，略显平庸），而是着重表现其社会属性。他所表现的人，看似没有存在感，非常渺小，但其实却是大写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他将这些人置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让这些人为生存苦苦挣扎、相互倾轧，其中又扫描进了韩国战后重大历史事件，比如空袭演习、总统车队、镇压学生运动、刑讯逼供、灯火管制等标志性场面，这是整个族群对80年代还未结束的独裁军政府的共同记忆。阿兰·摩尔的小说《来自地狱》给了奉俊昊很大的启示，结尾处，开膛手杰克道出了那句名言，“这仅仅是开始，不管好坏，二十世纪马上就要降生了。我接生了它”。这种整体论历史观——认为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而个人不过是顺应潮流，这种将个体的罪恶转化时代的罪恶，注重故事的社会隐喻性的创作手法给了当时奉俊昊直接的灵感。

二、类型电影中的电影作者

类型电影是电影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过长期创作总结归纳出来的成功模式，被认为是最具保险系数和投资回报的电影类型。类型电影最早诞生于旧好莱坞，在当时主要有歌舞片、恐怖片、西部片等。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各类型之间相互融合并产生了新的变种，但总体来说，类型电影至今仍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电影形式。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韩国电影业深受好莱坞的影响，美国影片在韩国的市场份额一度达到70--80，如今韩国电影在运作模式，语法逻辑叙述风格方面都有好莱坞的影子。

1、对类型的承袭与反叛

童年时期的奉俊昊就看过许多美国大片，他尤其喜欢悬疑、恐怖和惊险的片子，常常在心中猜测故事的发展。当年他因为《绑架门口狗》票房不高而沮丧时，突然想起从小就非常熟悉的悬疑恐怖电影，最终才有了经典的《杀人回忆》。此后的《汉江怪物》《母亲》《雪国列车》将科幻、灾难、怪兽、悬疑、复仇、黑色电影等众多类型元素融合在一起，引进外资合拍并与国外著名团队合作，在其中不仅融入了韩国传统文化特色也加入了国际化元素，使得影片获得了极好的跨界消费能力和异文化接受度。但是，奉俊昊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对类型的熟练运用，更表现在对于类型的反叛和个性的彰显。

《杀人回忆》虽然披着“连环杀手”悬疑恐怖的外壳，却没有遵循传统悬疑片的套路，紧张的追捕气氛、夸张的灯光特效、血腥暴力的镜头、大小高潮此起彼伏、善恶终有报的大团圆结局。在这部片子中，前面一大段的节奏可以说是散漫的悠闲的，偶尔穿插进幽默搞笑的元素，没有暴力血腥的镜头，尸体也是一闪而过。影片没有人为地制造戏剧冲突，而是以一种冷峻纪实的风格，像一个局外人漫不经心地讲述了一个无法抓住的凶手的故事，正是这种诗学风格的冷叙述才使人思索更多，不寒而栗，因为最恐怖的就是个人对抗历史的无助感。《母亲》 也没有遵循无辜的弱者凭借努力战胜强者的套路，导演刚开始似乎是将我们引向这一方向，但随着线索一条条浮出水面，我们发现本以为的无辜者并非清白，弱者没有对抗强者而是转向了更弱者，最后，另一个没有亲人的傻子顶替了母亲的傻儿子，结局，母亲在阳光下面无表情地跳着舞，看似轻松的音乐和暖色调却让人窒息。《汉江怪物》也打破了一般的怪兽灾难片的套路，经典的怪兽电影像《大白鲨》《狂蟒之灾》等都常使用黑暗中隐约露出的兽脊制造神秘恐惧的气氛，而奉俊昊在开头就交代了怪物产生的原因---化学污染，怪兽的外貌也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使观众的目光聚焦到这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上，老弱病残的一家拿上武器踏上自救的征途。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得到了救赎，破碎的家庭仿佛趋于完整，但现实是残酷的，女儿和爷爷都死去，黑色的江水预示着事情不会完结。奉俊昊将矛头指向无能冷漠的政府和美国的霸权主义，让观众明白他们才是“怪兽”。

除了鲜明的社会批判立场，奉俊昊在片中也精心设计了很多细节，比如韩国的传统民族运动射箭，燃烧瓶的投掷像奥运火炬的传递，凶猛可怖的怪兽造型，最后一分钟的营救，也使观众领略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兽口夺人。对类型电影进行局部改造突破的策略，是将社会问题纳入电影的必然要求，不仅体现了奉俊昊的社会良知与精英意识，也体现了他个人的才情禀赋。正如巴赞所言，好莱坞商业机制培养出了卓别林、希区柯克、库布里克、科波拉、乔治·卢卡斯、马丁·西克塞斯、斯皮尔伯格、昆汀·塔伦提诺、蒂姆·伯顿等等在类型叙事领域建立“作者电影”王国的电影大师，谁都不能否认他们对电影艺术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他们身上所谓“类型电影”与“作者电影”并没有产生对立，类型叙事是为表达“自我”所利用的资源而已。

2、花式叙事的高手

看奉俊昊的电影，总会让人的情绪上下波动，思维也格外活跃。奉俊昊非常倾心于一种“悬而不决，疑而不解”的叙述策略，不同于传统悬疑电影给我们带来真相大白的快感，奉俊昊的电影如同隔着海雾眺望远方，影影绰绰看到些什么，却又似是而非，一次求而不得，引得人再次张望。这种无果的开放式结构颠覆了传统的戏剧性叙事，着重于探讨人的心理和精神空间，既丰富了影片本身的意义，也起到了一种延宕的效果，使观众走出影院还在反复思考。他对节奏的把握也非常精准，没有过激和多余的镜头，总是在情感发泄到最高点之前戛然而止，让观众时刻保持这种焦急的情绪观看全片。与希区柯克将危险广而告之，让观众惊恐地看着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同，奉俊昊总是偷偷将观众引入歧途，他用一些非常巧妙不甚明显的情节让观众自以为找到了真相，却在下一秒来个大反转，将你所有的推论推翻，随后慢慢抖落包袱，解开最后的事实。在《杀人回忆》中，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与警察一起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线索，结果都被推翻，当最后一次抓到的犯罪嫌疑人无论哪方面都对得上号时，一封DNA检测报告却完全推翻了结论。不完整地看他的电影，你是不太明白他在讲些什么，因为到最后也可能是一个无解的现实，就像《杀人回忆》，他的影像风格是暧昧多义的，也许有些问题他也无法给出答案，只能促使观众独立思考。奉俊昊的每部电影在片名出现前都有一段精心设计的片头，《杀人回忆》中警察在麦田里发现女尸，《雪国列车》开头cw7发射导致全球冰冻，《汉江怪物》中研究员将甲醛倒入汉江，渔民在江边钓到长10条尾巴的怪鱼。每个片头都像一个预告片或引言，巧妙点出故事发生的原因背景，奠定整部影片的基调，然后迅速进入正文的叙事，保证了故事的逻辑的严密和情节的饱满。《母亲》的片头稍有不同，观众只看到母亲在草丛中面无表情地起舞，并不了解这个故事要讲什么，其实奉俊昊在这里是取韩国的一个谚语“在光天化日之下跳舞”的意思，也就是疯子，仿佛随手拈来的片头与故事本身浑然天成，巧妙地引出这是关于一个疯狂的母亲的故事。

3、有意味的形式

奉俊昊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对影片框架的构建、叙述的节奏和细节的设置都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种精致巧妙的构架不仅仅是对形式的玩味，而在于形式背后的的意味。奉俊昊非常执着于一种封闭的空间叙事，或者绝境叙事，他的故事总是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居民社区、偏远山村、封闭的车厢，这相对封闭的空间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系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就是整个社会运转的缩影，他将这个空间当做关于社会学理论的试验场，探讨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谣言、传说的产生。奉俊昊的电影里总是喜欢制造一个传说或鬼故事，《绑架门口狗》里地下室的鬼魂，《杀人回忆》中小学厕所里的不明男子。谣言或者传说是一种借助于语言传播媒介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答案的集体行为。谣言得以产生首先是一种集体的行为，再次需要有长久无法解释的事件，最后谣言传说可能会导致负面情绪和仇恨的积累。奉俊昊使电影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侧面表现出在一个压抑的黑暗的社会环境中，问题长期得不到疏导而对民众心理产生的影响。而且正是因为仇恨和误解的积累，才导致惨案的发生，凶手模仿谣言作案而这种行为本身又成为谣言的一部分，造成一种集体压力无处排解的恶性循环。奉俊昊不仅把人局限在封闭的空间，也总是把人逼入绝境，在绝境中发现人的本质，隐忍的母亲可以杀人毁尸，理智冷静的警察最后却失控乱开枪，人类其实是内心住着魔鬼的天使，在压抑的环境中最终会爆发。其他的一些细节如《雪国列车》循环一周的时间是17年，17这个数字代表了从儿童迈入成年，有足够的勇气和责任去掀起一场革命。《母亲》中演员金慧子在结尾时跳舞，除了首尾呼应也许有其他的含义，不知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压力骤减之后的无所适从。奉俊昊的电影里留了太多的未定点或伏笔，言尽于此而意不止，为观众们提供了一个争鸣与讨论的空间。

4、缺席的凶手 与历史的和解

《杀人回忆》可以说是奉俊昊的巅峰之作，也是最能体现他才华与艺术追求的作品，本片曾获得韩国电影青龙奖、韩国电影大钟奖、东京国际电影节 最佳亚洲电影等多项大奖。虽然披着类型电影的外壳，其丰富的隐喻与内含却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位韩国观众。影片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凶手的身影， 但凶手却如影随形，如蛆附骨。他一直猖狂作案，特别是结尾处一个主观镜头表现凶手挑选受害者的过程，仿佛是死神之眼，最后落到了小学女生的身上。导演在片中多次借目击者和受害者之口表明，凶手就是一个普通人，样貌平凡，手像女人一样柔软。奉俊昊用一个样貌普通的“缺席的凶手”来表达自己对80年代韩国社会的的回忆与反思，在他看来，无法抓住的凶手根本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军政府时期黑暗社会环境的外化。在这样一个死寂又不安的社会氛围中，关于被害的恐惧与加害的欲望同时存在于每个普通人无意识的深处，当被害的恐惧感达到顶点时，施暴的欲望同时破土而出，让一个普通人化身为变态凶手， 当社 （下转第15页）（上接第13页）会环境趋于缓和时，凶手又回归普通人，隐没在人群中，等待着下一次的爆发。罪恶不是一个凶手造成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孕育并掩藏了罪恶，人不过是身不由己被历史的大潮推向远方。80年代后韩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代人对于军事独裁民主运动的痛苦记忆仿佛已被洗去，然而在人们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无法抓住的凶手”，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影片的结尾，10年之后来到发现第一具女尸的地点，他俯下身从涵洞的一头眺望另一端，当他抬起头时，有人告诉他凶手刚刚来过，和他做了同样的动作，也许，凶手和警察都在想一个问题：当年的凶案是如何发生的，在那混乱错误重复的年代，一切都让人不解和迷惑，凶手自己都不明白当年为何杀人，他们透过涵洞想看到的是过去的岁月，这一眼有遗憾、迷惑与不解，也有解脱与放下，多年之后，人民和历史达成了沉默的和解，人民向历史赎回了曾经的人质和物质。

对“悬而不解”叙事策略的倾心，对于寓意象征的沉迷不仅仅是奉俊昊对于形式的玩味，更是对其社会问题意识的最好的承载与容纳方式。不是一味地降格迎合观众的审美口味，而是以天降大任的责任意识，卓尔不凡的艺术追求，致力于提高普罗大众的思辨能力与价值判断标准。昆汀-塔伦蒂诺曾如此评价奉俊昊——“在过去二十年的电影工作者里，他是最有七十年代斯皮尔伯格特质的导演。他能极大地融汇娱乐与喜剧特质。”奉俊昊式社会问题悬疑片所具有的深度叙事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创作风格，在林权泽、李沧东、朴赞郁等许多导演的片中都能寻到，这体现出韩国影人不仅擅于彰显个人影像风格，同时致力于确立自我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立场。正如张会军、黄欣在《崛起的力量——韩国电影研究》一书中认定的那样 ：“韩国电影十分关注国家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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