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掌小说小辑

李黎，男，1980年生。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居南京，1998年起开始写作。1999年起开始发表作品。目前以诗歌、小说写作为主。

严密

常常发生那种去门口放垃圾、取牛奶，门被风吹关上的事。故事中的人接下来就会很狼狈，没有钥匙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穿什么衣服。

安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今天，在打扫门口的地面和通往楼下的楼梯时，她突然想体验一下那种无助的感觉。想到这里她拿了钥匙，认真地用那把常年靠在楼梯拐角的扫把扫起来。这是11月的一个阴冷的上午，风很大，安娜慢慢扫着，等待着门被大风吹关上那突兀的一声，好像突然一击。很快楼梯扫好了，门还是一动不动，风从南边的窗户吹过来，似乎吹不到门所在这个拐角。安娜对门被突然关上的情形越来越期待，期待门被关上后自己异常狼狈的情形，没有带手机，连找一个开锁的人来都那么艰难，你得取信于附近的人，让他们给你打一个免费的电话。安娜尤其向往那种坐在路边花坛上一直等啊等的情景，自己从来没有经历到过。她不停地往下扫。她住在五楼，渐渐地把五楼到三楼之间的四段台阶全都清扫干净，把四楼和三楼的门口也清扫干净，还好没有人看到，不然会觉得非常突兀，甚至心生疑虑。

能扫的都扫了，再往下她不敢，离家太远了。那么就坐在楼梯上等着吧。

安娜在楼梯上坐着，背对着自己家敞开的大门，等着门被怦然关上。时间一点点过去，楼层里传来了做午饭的响动，菜下油锅，香味四溢，然后这些味道又全都没有了。没有带手机也没有戴手表，她只能估计时间。她打算如果三个小时门还没有被关上自己就回家。由于她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没有参考，没有“干完什么事”就回家的可能，她只能靠想一些事来作为依据，比如，想完自己的大学四年就回去。可是想一件事的时候，脑子是不受控制的。

大约午后一点左右，门真的关上了，突然迸发的巨大的关门声让安娜的心狂跳不已，这种罕见的心跳让她有一种生理上的难受和心理上的满足。

安娜一个人住，父母健在，距离不远，但安娜坚持一个人住已经好几年了。她年近三十但未婚，也没有同居的男人或女人。这一切大概都是因为她太聪明了，作为证券公司操盘手，她过于犀利，逻辑森严，任何一件事似乎都经过严密的计算，而且是基于庞大的数据和专业的分析。这样的女人在男人看来实在恐怖，而安娜看待任何一个男人，也都是以看待一只股票或者基金的思维来看待，何时上市，现状如何，今后如何，风险何在，操作节奏如何。这让她几乎不再有情感生活。安娜对自己的状态有所反思，她意识到，只有自己被关在门外，穿着单薄的睡衣失魂落魄地在大街上不停地走着，也就是自己陷入了最为慌乱和非理性的境地时，才会有感情和故事发生。她等待门被风关上，大约就是这种心理。

但是她毕竟太严密，前面说了，在她想着尝试一下被关在门外的滋味的同时，她就进屋拿了钥匙。这是一把随时可以让自己回到室内，回到一切都被论证过、都有条不紊的状态里的钥匙。

幸福过

张苏财和哥哥张联发长得一模一样，高矮胖瘦一致，但人们轻易就能分出谁是谁。张苏财猥琐、弯曲，永远喝醉的样子，见人点头哈腰，说话之前干笑。张联发官样十足，肚子巨大，对人指手画脚，声音洪亮。

张联发是村副书记，他家有一个大院子，院子后半部分是楼房，前面一左一右两排平房，分别为厨房和仓库，两排平房之间的水泥场地十分大，足足可以摆下二十桌酒。而他弟弟张苏财的家还没有他家的厨房大，漆黑、发霉，在风雨中倾斜。张苏财和哥哥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但是犹如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平时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他们之间唯一的来往是哥哥训斥弟弟。

2001年，中国民选基层干部，张联发当上村长。当选的那天晚上，张联发在院子里摆酒，宴请所有帮忙的人。帮忙的人分为两批，一批是亲戚，他们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挨家挨户拉选票;第二批客人是邻村的青壮年，大约三十人，张联发以每人两百元的价格请他们在选举期间负责保安工作，其实是威胁乃至殴打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赵志明及其竞选团队。实际上威胁也威胁了，打也打了。赵志明的一些亲戚在夜晚出门拉选票时遭到围攻，围攻的次数多了，双方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械斗，但是赵志明那边突然就服软了，因为他没有请一些专门的打手过来，也没有钱请打手，这不仅是棋差一招，更是实力不济——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张联发已经是村长，喝酒最重要。张苏财那天特地穿了最好的衣服来喝酒。选举中他也帮了哥哥很多忙。

刚开始喝酒，张联发就挨着桌子敬酒，所到之处一片哗然，其他地方不甘冷清，纷纷起立，要求村长到他们这边来，于是张联发就让弟弟去顶替一下。你先去，我马上就来。于是张苏财干咳几声，理一理领带就过去了，也是一桌一桌地敬酒、喝酒。

很快，张苏财喝多了，走路东倒西歪，逢人就笑，后来他搂住别人的肩膀滔滔不绝地说话，动情时甚至亲对方几口——对方都是中老年男性。有人骂他说：这么没出息，你哥哥当村长又不是你当。张联发也喝的不少，兄弟两人串来串去，客人们一个不留神，一阵眼花，忽然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十点钟，外村那些打手兄弟们几乎都喝醉了，两三个人领头，他们把穿着西装、戴着假金表的张苏财一把揪住，要他说两句。就职演说。喝得大醉、恨不得躺下来睡一觉的张联发一看，大声说：好，你就给大家说一段，说完他就趴在地上不动了。

张苏财很惶恐，他四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当众说话的机会;但是他借着酒劲跃跃欲试，二十几年来他一直想大声说说话。他站到院子中央，左手举杯，右手抚着桌角，并且扫了几眼朗朗秋月，然后开始演说。

他的演说干净利落，只有四十秒：能当村长，是大家的功劳，全靠大家投票支持，不然怎么会是张联发！当了村长，还是要靠大家继续支持，不然，怎么能混得下去，怎么能在三年之后再连任三年！我一定高举我们的伟大旗帜、伟大思想，搞好革命工作，建设工作。谢谢大家。

您就是选择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去年，一时冲动，我在一家法式糕点店办了一张储值卡。这家店很贵，每件单品的价格都在20元以上，有几款咖啡甚至卖到了50元左右，但问题在于，它距离单位非常近，大约一分钟就可以到。一次性付500块钱后，卡里就有了600块钱。

一年多来，我目睹它的面包越做越小，小到只有原先的一半;目睹咖啡越来越少，煮咖啡的时间倒越来越长，一副来自民间的大师的做派。派越来越甜，甜到咬一口就想吐，廉价的糖精沾满了牙齿，这就是法国风味？我不认为法国人有这么愚蠢。

那天，当卡里的钱所剩无几时，我去店里，胡乱买一些东西当早饭。同时，我打算让这张卡作废，不会再充值了。营业员一看我的余额就问，先生您今天需不需要再冲五百元？

我说不要了。她接着说，冲五百送一百，非常划算的。

我连说话都懒得说，看着她，意思是你快点把我买的给弄好，不要磨磨蹭蹭的装出一副纯手工的架势。

营业员是一个看上去挺不错的姑娘，她很得体地不再说什么了。

这时，一个发廊小弟模样的营业员冲到我面前，他的怪异和鲜红的头发距离我只有二十厘米，他用亢奋、尖锐、男女不分的腔调手舞足蹈地对我说起来：

先生，其实呢，您如果能成为我们的会员，其实呢，是选择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其实呢，中国人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注重自己的休闲和放松，您如果能成为我们的会员，其实呢，完全可以在您工作繁忙的时候到我们这里小坐片刻，享用一些轻松的美食，品一品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手工咖啡，而且呢，我们的会员推广活动其实呢，非常的优惠的，冲五百元，卡上就有了六百元的消费额度。先生，其实呢，我看你也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品位的人，也一定有着自己独特的品位和追求，您看其实呢，我们这里的会员，也都是和先生您一样，有一定实力和追求的人（他说着，把一本烂乎乎的抄写簿翻得哗啦啦作响），其实呢，他们对我们非常的满意。您成为我们的会员的话，一定能够得到我们精心的服务，我们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其实呢，我们在世纪广场还有一家连锁店的，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其实呢，可以让您的生活充满品质，因为西点主要采用烘焙的方式，所以它是绝对健康的食品，我向您推荐的重点也就是这个，它是真正健康的食品，大多是以粗粮为主的无损耗的食物，您选择的呢，是越来越健康的生活方式。总之呢，您选择了我们，您就是选择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其实非常茫然，不知所措。随后我就是当看表演，他非常投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但最后我愤怒了，因为他完全是胡说八道，谎话连篇。谎言果然已经超越了道德范畴，成为这个社会的支柱了。于是，我也对他撒谎说：

非常感谢你，但真的不用了。医生说，其实呢，我只能活到下午了。

让目光把自己送到天上

最近半年，我的眼睛总是非常疲惫。有时候我觉得疲惫了，就去睡觉，睡个把小时，然后看书或者上网，不到五分钟，眼睛又涩了。总是这样。

在这样的时候，我就特别悲观。首先是因为眼睛似乎不中用了。其次因为，我之前为眼睛所做的努力，包括睡觉、热焐、点药水和远眺，全部白费了。这真失败，于是我在眼睛涩的时候会充满挫折感。这个挫折感和失恋、欠债、写个烂文章等等非常像，而且出现及其频繁。一天里眼睛疲惫带来的挫折几乎相当于一生里失恋的挫折。长此以往，我想我的心情不会明朗，于是我决定来一系列极端的行为，彻底地让眼睛休息，使之摆脱动辄疲劳的状态，哪怕这个摆脱时间很短。

我有个息眼行动的计划，不过我不告诉你。今天我说第一个：

吃完饭，我没有和谁打招呼就离开单位，坐上了11路车，直奔紫金山。我所在的单位很小，小得没有人管我，我也不管谁，真好，符合我对我行我素的适当需求。好了，沿途公交车动动停停，我的目光追随着美女或建筑，很快就到了山脚。我顺着小路爬上去，大汗淋漓，其间有一两次休息，我看看遥远的地方，不过遥远的地方基本由烟雾组成，因为在途中，我不放心让自己长时间地看着犹如正在离开我们星球的远处的那些烟雾。继续爬，到了山顶，我放心了，坐下来像刚才一样看看远处，远处还是由烟雾组成。我多么希望自己的眼睛是哈勃望远镜啊，这样我就能看见一个正在湮灭的星球向我们飞来，看见已经消失的时间向我们飞来，看见一个仅仅由光线组成的空间向我们飞来。

山顶冷，我向下走去，紫金山我很熟悉，很快我来到中山陵附近的大草坪上，躺下来，正式实行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一直看着天上，把自己看睡着，或者把自己看飞起来为止。你说，人看着天空，看着白云或者飞鸟，还有那深邃的蓝色，会把自己送到那里吗？假如目光有能量，它渐渐向上不停地向上，形成一种惯性，比引力还强的惯性，假以时日，目光就把人给拽起来，像钓鱼一样把人往上拉，不停地拉;同时那个平躺着的人依旧还是奋力把自己的目光向上发射，像某种追求，专注而且持久，就这样上拉下推，人会飞起来的。因为物种的局限，我没有指望能飞进太空——这个过几年再说，现在我打算让目光把自己送到天上、云上。

这就是我躺在草坪上所想的。我还希望能在云上遇到你呢，不管你是听话的美女，还是喜欢吵架的人。遇到什么人就做什么事，只要是在云上就都很不错。后来，我被两个踢足球的四五岁的小孩吵醒了，我躺在那里歪着头看他们玩，直到手机的闹铃响了。

原路返回。

十多年的伙伴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给女儿热牛奶，用一个白色的杯子。这个杯子跟随我十多年，毕业后第一次租房时就买了。它扎实耐用，不破不碎，微波炉专用。老婆说这是我的嫁妆。女儿长大一点后，给它命名为“牛奶杯”。它确实是奶白色的。

今天早晨，它突然不见了，我找来找去就是没有找着。女儿围着我转，一个劲地喊饿死了饿死了，老爸你怎么回事。我告诉她，牛奶杯不见了，你得跟我一起找。女儿于是欢快地找起来，这件事带来的乐趣远远超过了喝牛奶。

我们找遍了家里各个房间，都没有。甚至连阳台和洗手间都找了，还是没有。我突然紧张起来，因为昨晚的梦。梦中我似乎是有了一笔钱和一个决心，打算把家里的所有的杯子器皿全都换掉，哪怕是价值不菲的紫砂杯紫砂壶和几个堪比热水瓶的膳魔师保温杯。但是当我拿起这个牛奶杯打量的时候，我决定留下它。它可是我十多年来所有变化的身体之外不多的见证者之一。它没有生命，这犹如它的生命极其幼小，令人有保护的冲动。

梦是反的，现在它不见了。它可能被不小心弄在垃圾袋里给扔了，或者被岳母收拾到一堆饭盒中带走了。有多种可能。女儿则在一边絮絮叨叨地说：难道是它自己走掉啦！

它又没有长脚！女儿不服气地补充。

长脚也走不出这个门啊，它就那么点高。我对牛奶杯自己走掉完全不服。

是啊是啊，它又开不了门，它又没有钥匙。女儿同意我的观点。

就算它能走掉，它也不会走的。它是我们家的人，为什么要走呢，它能去哪里。我补充一句。女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大概觉得她也是可以走出门但其实没地方可以去。

其实我担心的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一个杯子都能够在梦中出现，那么所有那些关于父母亲人临终前所托的梦应该都是真的。多年以后的某一个夜里，我大概会梦见父母告诉我要好自为之，勤奋努力，自力更生……又过了很多年，一天夜里我大概会梦见自己躺在装满牛奶的杯子里，飞向深不见底的夜空……

老婆起床后问我们，怎么还不吃早饭？我说牛奶杯不见了，昨晚我还梦见它了，结果现在就找不着了。

老婆惊叫一声：我也梦见它了……我梦见一对小夫妻在感慨结婚后日子不容易过，家里要添的东西的太多了，我就告诉他们，把两个人以前用的东西梳理一遍，合在一起，真正要增加的东西其实也不多。比如我们家，洗衣机、吹风机等等都是我一直在用的，我老公有一个超厉害的杯子，用了十几年了，现在还在用，泡茶泡咖啡冲牛奶喝凉开水……

同床同梦！太难得了，老婆以此总结。

问题是，当我们都梦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它真的不见了，难道它成仙了？托个梦给我们，然后离开我们了。

它能去哪里高就呢？

大概去苏果社区店，当镇守杯盘碗碟那一小块土地的小仙了吧。

我们一边胡扯一边继续找。女儿已经发展到在床底下和玩具堆里找了。她撅着屁股，完全不顾肚子咕咕叫，玩得很开心。

最后，我决定给这个大杯子写一篇“列传”，纪念它。这时，我们在微波炉里找到了它。

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们快乐的来源

参加农村的丧事其乐无穷。

在丧事过程中，你可以从四件事情上体会到可在余生反复咀嚼的无穷的乐趣。

第一件是听别人议论死者如何成为死者，一般来说，无论死者年纪多大、身体多差，人们都会把他/她死亡的原因归咎于具体的人或者事件上去。人们没有明说，但是他们确实是认为本次死亡存在凶手并且在寻找凶手。凶手包括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兄弟姐妹、医疗状况、水利工程、田里地里、天气……听他们的议论那些匪夷所思意气用事又细致入微的死因，实在充满乐趣。

第二件事是看子女们尤其是女儿们如何哭丧，如何竞争。假如死者有两个人到中年的女儿，那么这两位一定会在几个时间段里号啕大哭，不是哭死者，而是哭给对方听并且要把对方比下去。假如一个人哭着喊着：妈妈啊，我的亲妈妈……另外一个一定不能用和字面上一样的句子，她喊：妈妈再让我看你一眼啊……你这么早就走啦……看她们在用语和音量上展开竞争。

第三件事，是看亲人们如何团聚到一起但是陌生得像从来不认识并且再也不打算认识一样。他们血管里流着类似的血，但是脸上表情各异，彼此在对方的眼里往往犹如透明人一样。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经济和为人是最大的两个原因，于是你理解了经济建设在我国的重要性，也理解了传统文化重新普及的伟大必要。

第四件事，也是压轴演出，是看子女们如何因为份子钱而闹得不可开交。一般，丧事在长子家里办，出钱的是所有儿女;弟弟妹妹会在丧事结束之前说：你不能拿我们的钱给你自己涨脸，账单拿出来，多退少补。哥哥往往拿不出来，即使他已经拿到了足以支撑起这次丧事的份子钱，他还是会说，亏了。那么就吵吧。财务问题是一个丧事的最后高潮，有时甚至是最高潮，有时，长久地保持着，矛盾难以解决，令观众们（尤其是出了份子钱的）在心里大呼过瘾。

当然，并不是每次丧事都会存在这四出好戏，但有两出三出就足够了，哪怕只有一出，只要足够刺激，也完全说得过去。在我本人，我父母，我父母的父母，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这些人的经验里，还没有哪次农村丧事一无是处。千百年来，广大农村的每次丧事都经过导演安排一样掀起了一股短则一两天长则个把月的娱乐风暴——电视台应该专门摄制此类节目。丧事的娱乐性已经成为它本身的一部分，人们把丧事和喜事并列，称为红白喜事。于是，很多人盼望着丧事，盼望着人死得有节奏也有间隔，像世界杯和欧洲杯交错上演一样。

作为计划生育实施前最后一批幸运儿，作为一个和更多的独生子女们一起生活工作和竞争的80后一代，我异常怀念乡下的丧事，甚至憧憬自己的丧事办在自己的老家农村，我曾发誓：死也要死在农村。

阻挡我这一宏伟、无私遗愿的唯一障碍是，我死的时候农村大概不存在了，不仅老家那里，全国可能都不再有农村，农民集中到镇上县城和大城市，并且把那些人口集中的地方叫作镇、县城和大城市——这个话题要展开需要另外的空间。

你看，人生总是遗憾的，我想捐出我的丧事让更多的人快乐起来，但是没有地点去实现。

雪花落在水面上

母亲十岁那年的冬天，下起了大雪，从上午开始下，放学时，雪已经铺满所有露天的地方。即使这样，雪还是在继续下，母亲和她姐姐一起准备回家，学校离家三里。本来，回家就回家。但是，那时她们的鞋子只是普通的鞋子，走几步路之后肯定会全部湿透。更关键的是，当时的她们，只有脚上的这鞋子。那是一双冬天才穿的鞋子，也是整个冬天唯一的鞋子。

母亲犹豫不决，她害怕弄湿了鞋子第二天没有办法穿，导致没有办法上学。姨娘径直朝雪地里走去，她没有顾忌，如果第二天不能上学，那正是她求之不得的。看到姐姐执意要回去，母亲只得跟了上去。

她把鞋子脱下来塞进书包。只穿着袜子，在半尺厚的雪地里往家走去。雪还在下，越来越大，风雪中的母亲逐渐和所有的雪花一样飘摇。

对于天上的雪和眼前的雪，母亲一点也不关心，她只关心脚下的雪。这么厚，很快脚就全部潮湿了，开始刺痛。很快刺痛变成剧痛，随后就是麻木，最后变成麻木了但仍然刺痛，疼痛在她的腿上向上蔓延，像不道德的手在侵犯着一个传统女孩更多的部位。姨娘没有类似的感受，只是在不断催促。她们拼命往家走，到家时，母亲已痛得受不了，麻木已经过去，只剩下单纯而且愈演愈烈的痛。外婆顾不得责骂母亲，噙着泪往脚盆里倒热水，让母亲取暖。

脚伸进水里，脚上不仅没有暖和，而且更痛，无与伦比的痛，而且还在加剧。疼痛的程度是刚才雪地里十倍，疼痛加剧的速度也是刚才在雪地里的十倍……至于痛到什么程度，我说不清楚，痛到我难以想象也不敢相信、试验的地步。

母亲还是没有把脚从热水里拿出来，因为她找不到其他好的办法，脚放在哪里都是痛，也是为了不浪费这热水。那是一九六五年。母亲后来形容：这相当于用滚烫的盐开水往伤口上浇。她这么一说，我稍微有了一点体会，前年夏天我被开水烫到小腹，整个下午，无论是用冰捂还是用水冲，无论怎么调整姿势，无论做什么想什么，肚子上就是痛，整个人唯一的感觉就是痛。

很长时间母亲就麻木地坐在凳子上，脚在热水里，眼睛看着门外，能看到长江，冬天江水退去，家和长江之间是一片沙地，几株植物顽强地生长在那里。母亲还可以看到雪花落在水面上。雪花落在水面上没有声音，但是母亲应该听到了那个没有声音的声音。她说，雪花落在江面上很好看。在她漫长的童年里，她应该很多次看到雪花落在长江里的情景，但是劳碌和饥寒让她没有时间去认为那是很好看的场面，那一刻，生活的艰难导致的各种矛盾加剧，导致她陷入最惨的状态，她反而可以去看看常见的场面，并且觉得好看。

第二天，姨娘没有去上学。母亲还是去上学了，穿着没有被弄潮湿的唯一的鞋子，上面裹了很厚很厚的稻草。她坚持要去，而且一坚持就是很多年，直到高中毕业。那时没有高考。

母亲总是说，不应该用热水泡的，应该用雪球搓，一直搓到发热为止。红军过雪山时，几乎把脚冻掉了，就是用雪往上面搓，硬是搓热了，搓好了（对此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正确）。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还有点自豪，眼神间充满了留恋，似乎这不是一个遗憾，而是当时的壮举。

现在，母亲对下雪的看法很简单：有时候能想起当年的事情，有时候会觉得下雪很好看。或者说，两者同时存在，彼此没有关系，也都不再强烈。其他的烦恼类似于那天的剧痛，一直在持续和加剧。但是下雪确实是很好看，落在水面上的雪花，能发出想象中的好听的声音。

这个好看和好听的背后存在这残酷的事情。反过来说是一样的：残酷的事情背后存在着好看的好听的事物，就看你需要什么。世界往往视需要而存在。

小学毕业之际

1991年夏天，我结束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静静地在家里等着九月份的来临。此前我眼睛已经近视得很厉害了，于是，家里人只允许我在那个暑假里听广播，不让我看书，更不用说看电视。那时电台开始直播，主持人开始说话了。他们经常说：“下面是一首文章为大家带来的新歌……”我就很奇怪，难道唱歌的文章也在电台里面，这么巧。谈话类节目也在那时出现了，《昔日重来》就是当时很好的一个，里面各色人等说着各自的故事，有一个男女之故事是那么的悲惨，悲惨得我十分想认识那位诉说良久的女主角。

成绩出来，我在近视而又未戴眼镜的茫然中得知：我考得很不好，尤其是数学。所以，我害怕见到我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徐振邦。

一般的人身体都弓着，轻微或严重;而徐振邦的体形则是反弓，也就是说他总是昂首挺胸，自信与从容写在脸上，更写在紧绷的躯干和衣服上，似乎连乡下的风也吹不动他的衣角。他故意并且过分地昂首挺胸，加上个子很高，所以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摆摆的，对花花草草啊什么的都充满不屑。当时我们都怕他，怕看到他和被他看到。他的目光顺着他的鼻梁落在谁的身上，谁就会很别扭，感觉受到了嘲弄。

但是我还是经常碰到他，除了在课堂上和学校里，还经常在自己家里遇到他。我家离学校很近，母亲是老师，老师们经常到我家打麻将。徐振邦是麻将老手，我经常看到他赢钱的样子：那张本来不像日常中国人的脸变得完全不像人脸了。

成绩出来后没几天，他就又和大家一起来了。他一见到我就说：牛山不要跑，跑什么跑。

然后他走过来，大手一把抓住我的脖子，抓得很紧，手指死死按住皮肉和毛发，抠进去，胳膊左右摇摆，一边摇一边说：你自己觉得考得怎么样啊？啊！

我想挣脱，但越用劲他的手就越有劲;我放弃抵抗，他还是在持续用力。我们就这样耗着，实际上是他就这样耗着我。别的老师，包括母亲都没觉得这里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拖好桌子板凳，铺好桌布，哗的一声，麻将倒在了桌子上。听到麻将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我更心烦意乱了，进而气愤，想骂人。

刘老师喊：徐振邦，快过来打。

刘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我语文也没有考好，但是他对我的关心或气愤少了点，最多冲我笑笑。

徐振邦说我先治治这个小牛，马上来。

我一听，觉得处境很悲惨，就没能控制住自己，破口大骂起来：你妈妈才是小牛呢，我有什么事情啊，要你治。

你治你妈去吧……

大家都愣住了，没有料想到我会不管不顾辱骂师长。尤其是母亲，她觉得实在没有面子，事发地点是自己家的堂屋，当事人是自己儿子，她没有恼羞成怒，相反，她因为无地自容而悲伤难过，无力言说。

我却很自豪，在学校和同学吵架，骂他的母亲是最有杀伤力的。以至于很多人在吵架时会在事先或中途严正声明：你骂我可以，随你怎么骂，但是你不要骂我妈妈……说话人的表情总显得那么凛然，似乎他是一个高手，一个谈判高手。而今天，我骂了，而且骂的是最让人敬畏的老师，这个暑假的主要内容就是把这件事说给同学们听。

事情收场得很快：我被拖到自己的房间里，禁止出来。其实我自己也不敢走出来面对那一大群老师。他们继续在堂屋里打麻将，直到深夜，他们一直在说话，我一直以为他们是针对我的。情况也差不多。

第二天，我已经不用上课了，非毕业班的学生还在继续，母亲还要上课，所以，她丢下一句话：等我也放假了我好好治治你，你上天了。

那时，离母亲放假还有五六天。五六天的时间，就我一个人在家，过于漫长。父母的房间被锁上了，因为里面摆着电视。他们害怕我看电视，尤其害怕我看到电视里不健康的内容。于是我想出去玩。当时的决定是去江边的外婆家，和两个表哥一起玩，打桌球或者看录像。去外婆家，骑车只要十分钟，但是当时去那里，是一件盛事。

那天我决定去外婆家，而去之前，我一定要去学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母亲。因为想到自己要去学校，我就想着给徐老师道歉。但是我害怕见到他，于是我想，我可以写一封信给他，说是信，其实是检讨。

我开始措辞，爬在堂屋那高大的八仙桌上慢慢地写：

尊敬的徐老师，那天我错了，我不应该骂你，我主要是因为害怕你才骂你的。另外我们学生不好，不用文明用语，经常骂人，所以我急迫之下就张口骂你了，以后我一定不再骂你，也不再用脏话骂人。我保证不再骂人，我也向您道歉……

至此，这封信又几乎成了保证书。

因为心里想着出去，我没有把草稿誊写在新的纸上，觉得草稿还算干净，没有什么涂抹的地方，就把它折起来，揣在裤子口袋里准备出去。

我把门锁好，然后骑上母亲的自行车到学校，准备把钥匙交给母亲。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家里的钥匙，至今也没有。

一踏进学校的门，就偏偏遇上了徐振邦，他大喝一声：牛山你过来！

我被吓了一跳，心里又燃起了仇恨和畏惧。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想很傲慢地走开，但是不敢。

他又喊：过来，过来我跟你谈谈。他说“我跟你谈谈”时，声音已经降得很低，平常如亲切交谈。

我走过去，心里想着怎么样把信交给他，虽然他是数学老师，但是也一定会觉得我的信写得还不错。我站在他面前，仰视他。他低头看着我，在笑。然后，他伸手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啪的一声在我的脑袋周围荡漾开。我那被打得歪向一边的脸还没开始往那边歪的时候，徐振邦反手又是一个，用手背，打另外半边脸。

我两只耳朵同时开始发出嗡嗡声，在这高频噪音里，徐振邦说：昨天在你家，我不好意思打你。今天跟你妈妈说了，她说，打。

我的泪水挂在脸上。他又说：我其实也不想打你。但是每个老师都说要教训你。你记着两点：第一，不要骄傲得意;第二，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发脾气。

然后他轻轻地拍了拍我已经开始肿胀的脸，发出啪啪的声音，像是哈哈哈的笑声。他很疼爱地对我笑了笑，走了。

我站在原地，眼泪像钥匙一样挂在胸口，亮晶晶。想了一会儿，决定还是把钥匙给母亲，告诉她我要出去玩，中午在外婆家吃饭。

我把钥匙给母亲，她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她对我说着什么，但是突然间，我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她的严厉又透出温和的表情里，我觉得她是在说：去就去吧，早点回来。随后我发现她又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在心痛我吧。我鼻子一酸，张口大哭起来，但是我听不到声音，只是凭借往日的哭的经验，尽情地张大嘴，再掌握好轻重缓急，让眼泪哗哗地流。在想象中巨大的哭声里，眼泪流得更欢了。

母亲吓坏了，其他老师包括徐振邦也都惊慌失措。他们一下子把我围住，看看我是不是被打成神经病了。我正好站在办公室外面，在国旗旗杆下面。他们围住我和旗杆，外人可能会以为国旗掉在了地上，或者是旗杆的根部突然裂开了。我久久地哭啊喊的，这群乡村教师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

母亲喊来学生们，让他们送我回家。于是我被一群比我小的孩子簇拥着，往学校不远处的家里走去。他们是一、二年级的学生，有的在笑，或者互相说话，个别人在劝我，叫我不要哭了，但是我听不见;我继续哭。他们陪着我，走在我的身边，遇到成群的鸭子和鹅的时候，会挥舞着双臂，非常振奋地把畜生们赶得远远的，还会追击它们，似乎它们会影响到我的哭。年纪最大、个头最高的我推着自行车走在队伍最前面，发出最大的声音，一路哭到家。到家之后，小孩子们很好奇，想多看看我，在回头和停顿之后，还是全部离开了。我继续哭，站在院子中央，直到能听见自己的哭声，我才停止。

短暂的失聪之后，我首先听到的（哭声除外）是马路上拖拉机发出的突突声，持久、强烈，破碎、持久，让人烦不胜烦，像被人连续往脸上抽着一样。

原来的我

我打算换一份工作。现在的工作既辛苦又没有希望。所谓希望，在世俗的理解中就是升职。我不觉得这是羞于提及的。一个好的单位应该给人晋升的希望。我觉得眼前的职位就是终点了。

我想去一所高校，较差，但毕竟是高校，何况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此任副校长。我私下问过他是排名第几的领导，他诚恳地回答说，第四。我让他帮我约前三位领导。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自然而然，有适当的借口。花了半年时间，我认识了前三位领导，并且通过直接的接触和间接的消息，知道了他们之间较为复杂微妙的关系——加上同学，四人之间的关系更是杂乱，但也算平衡。

我和同学商量，如何把我的事和他们三位领导诉说一下。同学建议我，安排他们几位及若干手下一道，去乡下放松一下，钓钓鱼，吃吃农家菜，既简单舒服，又不同寻常。同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知道我老家在长江边、丘陵中，离城不远，交通方便，却又充满了在别处的感受。我遵命。

约领导真的很难，何况约四位领导。但有同学做内线，我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约上了所有领导，以及几位中层干部。清点人数，加上我一共8个人。我找其他朋友给我安排了两辆奔驰商务及司机，费用我出。再和老家的叔叔打好招呼，一切安排就绪。

周六上午，两辆奔驰商务构成的车队在城里东奔西跑，接上各位领导：除了我和同学之外，剩下的6位全是领导。9点左右，人齐了，直奔城外。10点左右到乡下水库边，开始垂钓。虽然时间嫌晚，但幽森的树林环境加上阴阴的天空，让人觉得意境不错，兴致还行。最重要的是他们收获颇丰。领导们都以钓到青混作为仕途与人生一帆风顺的象征。他们钓到了不少。过程中我一直在散烟，我买了两条高档但不常见的烟，他们一人一包，同时我不停地发。

垂钓之后打牌，一局之后开饭。我安排了全素宴，但一人加一道草头河豚。领导们喝了少许的酒，深表满意。我也借机出说了我的意愿：去该校做一名老师。领导们包括大领导都觉得没问题，某人甚至说，凭你的成绩和名气，来了就不是普通教师的问题了。这些表态让我喝了较多的酒，就我喝得最多。

返城前，我电话催促叔叔，让他送本地产的野生新茶。对方说已经出发了，我们就在树荫下车辆边等着。几分钟后，我们看到一辆破破烂烂的摩托车慢慢开过来，堆得高高的绿色包装盒很是显目。

很快，摩托车到了面前，我们都看到了，骑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我戴着高度眼镜，头发耷拉在镜框上，穿着便宜的灰色西服和刺眼的绿色运动鞋，眼神一片死灰，似乎看人一眼，就疼痛一次。

我胆怯地说，茶……茶叶来了。

一个信徒

他是个被理想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背着一座山活了很多年，去过很多地方，即使在休息时，那山也还在，让他所有的休息不成为休息。山不仅和其他事物在摩擦着，而且越来越高，无限庞杂。

他走进饭店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放下筷子，似乎迎接一次预料之中的打击。他坐下来之后，我们还是没有敢拿起筷子，啤酒在杯子里微微晃动，原因是，他的出现让桌子晃动起来，细心的人发现，整座建筑都在晃动。直到他说话，我们才一切如常，边吃边听他说话。我们也说话，但是我们的话是次要的，他说的话一样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或者我们当中的谁第一个提出借钱的事情。

小卡忍不住，站起来把一叠钱递给了张无极，说了句：五千。其余的人立刻跟上，排着队把钱递给张无极，嘴里说着五千、一万，也有三千、一千的。总共多少只有张无极知道，钱是不是够拍一部电影也只有他知道，我们不负责他的电影，只负责借一定的钱给他，让他觉得可以去拍电影。

那是一部记录张无极父亲如何去世的纪录片，大约拍十天时间。不过也不一定，也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就一两天。张无极打算把父亲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这需要一台机器和大量的磁带，也需要大量的钱做后期。他打算给导演署名为“死神”，摄影和编剧则是他本人。张无极一边把钱放进包里，一边慢腾腾地说着他已经说过的那部电影的情况。

机器对着父亲，长时间地拍着，我在旁边。如果我出去有事情，不管我去的地方多远，也把机器带着，拍我前面的路和我的事情——这些发生在父亲弥留之际的事。在那些路上，在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父亲在死，这些都算他死前的一部分。

我们又把筷子放下来，听他说话。他的眼睛似乎成了摄像机，我们以及这顿酒，都成了他父亲死前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表示出敬意，正襟危坐，即使吃，也要吃得很饥饿很有效果的样子。

好了，张无极走了，似乎他意识到我们不必成为他父亲死亡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缓慢地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大家因此而轻松起来，一座山被慢慢挪开了，我们的笑声代表用力搬东西的汗水。

大林说，张无极很厉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以前杀猪时也这个感觉。他以前是杀猪的，现在贩卖盗版碟，发了财。刚才，大林把钱给王浩和李浩，王浩和李浩再把钱当众递给张无极，所以刚才递钱的时候，包间里的气氛比不热烈还要不热烈。小卡比较无所谓，而大林，因为借钱给王浩和李浩，顺便地把他们该说的话也暂时拿过来说起来了。这让我觉得很愁苦，我于是说起下午上网聊天时遇到许璐的事，他们都比较来劲，因为许璐长得很漂亮，每个人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美女时，都会不同程度地想到许璐。

你们聊什么了？

她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我最近很纯洁，白天总是在操场上打篮球，晚上回家写小说。

她怎么说？

她说，看你说的，我都想和你一起过到老了。

你怎么说？

她打这句话的同时，我又打了句：有时甚至自己做饭，然后分很多口吃完。她说，真幸福。

然后呢？

然后我对她说，不要急，想好了再来跟我过。她问我，运动量这么大，到晚上身体里是不是要爆炸了。我说运动本身就是发泄啊，每天晚上洗澡时摸摸腹肌，它一痛我就很舒服，有种宣泄后的心满意足。她问我，腹肌让你快乐？我还没说什么她就断线了。

你没有把她约出来吃饭？

我一下班就想着回家，不想约她。要不是张无极打电话给我，我就在家里等着跟她聊天。

大林又开始诉说他的计划，他打算明天开始就不断地约许璐出来吃饭喝酒及其他，一直到和她发生点什么为止。为期一个月，他问谁和他打赌。我们都不说话，气氛被什么东西压着，在下降。在诉说计划的过程中，大林一直感慨许璐是个好女人，他甚至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和她恋爱。

要是我早认识你们，就早把许璐搞定了！这个杀猪的人突然来了这句很血腥的话，让我们全部皱起眉头。小卡大喊一声，买单吧，我们去蓝田酒吧喝酒去。

两句话在半空中旋转，化成箭飞向对方。箭头撞在一起，大林的话和他本人都被戳了一下，他像堵住伤口那样说：我来买单。蓝田我不去了，晚上有一批货要到。

我们站起来拿包，穿衣服，准备离开饭店。大林问了我几句，弄清楚了留哪些碟给我之后就走了。我们没有挽留他，从他说要走，到他真的走了，一直没有，似乎打算把挽留用于下次见面。大林朝东，我们朝西走去，一边走一边重新谈论张无极。

我们发现，还是大林说得对，张无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而且情况越是不妙他越有力气，生病时他拿录音笔记录他就医的全过程，完全不管身体，结果该去一次医院的病他去了三四次，录音很有内容。失恋时他躲在家里给女孩写情书，写着写着他觉得有违本性，于是把收信人由一个变成多个，由认识的变成著名的，由活人变成不论死活。他甚至自己写起了回信。公开他的情书后，张无极成了一个“恢复书信体小说传统的青年作家”。早在大学时，他就曾经整整一个学期每天坚持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看书，写诗，排练，清除校园里的小广告，打扫任何地方卫生。校长都被他感动了，校长的感动抵消了他对张无极不遵守纪律的气愤。

现在，张无极又将记录他父亲从有气到断气的过程，从活在世上到荡然无存的过程。关于这件事，张无极说了两句话：如果有条件，我打算在月球上扯一块屏幕公映这部片子。

他的另外一句话是：这个片子剪好了，我就去上班。

我们走出长长的巷子，再经过一条小巷子到上海路，在那里容易拦到出租车。当即将到上海路时，我们突然发现张无极走在我们前面，就要走到上海路上。他动作缓慢，身影随着步伐缓缓向前移动，新的身影在前面的时候，后面旧的身影还没有消失，还在努力跟上自己。身影脱离了躯体存在。张无极则努力脱离躯体的样子，如果他突然间变成一辆轿车飞奔而去，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我们奇怪的是，他怎么走这么慢。都半个多小时了，他才走出一公里路不到。

明显的慢。张无极既没有埋头猛冲，也没有心花怒放、健步如飞。他低头走着，脚下的步伐是近三十年前他作为婴儿时的步伐。拿到钱了，他为什么走这么慢？我们互相交流着疑问和看法，最后我们总结出一个说法，其实是发现，那就是张无极一直都很慢地做事情的，我们只看到他做的事情，而没有看到他在两件事情中间垂死的状态。事情一件接一件，让我们觉得他从来没闲着，但是间隔比较远，效率比较低，就像他现在走路的速度一样。

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发现还是让我们很欣喜，甚至是非常欣喜。小卡第一个开心起来，嘴里哼着歌就跑起来，王浩和李浩也跟着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喊着，去喝酒喽。接下来是我和小菲，也跑起来，似乎庙会就在前面开始了，而我们必须冲过去才能证明那是庙会而不是普通日子。身边的行人和车辆，以及对面所有可能和我们撞上的行人和车辆，在我们雀跃的心情里几乎变成了没有任何伤害的、终年站在乡下路边的梧桐树。

我们一个个尖叫着从张无极身边跑过去，像是纵身跃进了十几二十年前那些清澈而又充满危险的池塘里，我们的叫喊声就是浪花，它四处飞溅，又很快消失。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不认识张无极一样，只是跑着，一直冲上上海路，后到的人立刻钻进前面的人拦下来的出租车里，汽车也欢叫一两声，绝尘而去。

沉重的肉身

去年八月六号的下午六点，我走在刚开业的银河大厦的大厅里，要和上海来的朋友谈图书和商标代理权等事宜。我选择这个富丽堂皇并且没有被人气玷污的场所跟他见面，希望给他一种上海式的感觉。

这个朋友有个英文名字，这个英文名字翻译成中文叫作安德鲁，他的中文名，也就是原名，叫朱仁贵，他来自安徽的金寨，一个出过很多开国将领的地方。

十一点零三分吧，我看到了来自安徽金寨的安德鲁坐在大厅尽头的咖啡座里，还看到了他手腕上的江诗丹顿表，真假难辨，还有烟和打火机，这些应该都是真的。但我突然顿了一下，一阵刺痛从小腹以下传过来，包皮又夹住了一根阴毛，并且随着我的步伐在扯动它，皮肤表面一定鼓胀起了一小块，疼痛就是从那里传遍全身的。我毫无办法，只能任凭那根毛的尖端被皮和肉合力紧紧夹住，任凭那根毛的根部在身体内外挣扎，想逃逸但是力不从心——假如我是写言情小说的，我就会这样写：这就是人生啊，疼，所以想逃离，但是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只能任凭疼痛折磨着自己，最后，要么死于疼痛要么因为死而告别了所有的痛……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么深奥的关于人生类比，但我又确实对此时此刻的此生充满悲哀和愤怒。每迈出疼痛的一步，我就会愤怒而且无声地问自己一些问题：为什么毫无用处的阴毛要长那么长？而且卷曲？为什么阴茎长这么短？为什么这么短的阴茎又能长起来，以至于难以伺候？为什么要有包皮，藏污纳垢？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裤子脱下来把那根操蛋的毛弄出来，再一狠心拔了它，让它惹事？在这里为什么不行？就因为这里的人都穿着西服？带着社会财富赋予的虚假表情？在哪里可以随时把裤子扒下来？塔西提岛？现在还有没有塔西提岛？为什么世界不全部都是塔西提岛，而全是这些灯光暧昧的大堂？为什么不在大学毕业那年和他们一起去割了包皮？为什么要长这么个东西，以至于父亲认为我必须结婚和生育，对了，父亲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乡间的路上，包皮夹住了阴毛？爷爷有没有？爷爷的兄弟们有没有？姐妹们当然不会有的了，女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这一点上她们优越，她们不会在午睡醒来后因为阴茎硬着而不得不趴在汗臭袭人的课桌上一动不动。她们有没有看到我在十二年前弓着腰站在座位上发言的情景？女人更容易脏？男人如果脏了是不是更不容易清洗？怎么还不出来？为什么总是被夹住？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这种事情就要发生一次？为什么在两次发生之间没有发生？为什么踢球时那么激烈地跑动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发生了但是因为太专注太亢奋活生生把毛拽了下来，用柔软得像五岁小孩一样的阴茎？为什么她们看着我？我不自觉得弯腰了？如果你们胆敢嘲笑我我就嘲笑你们是这家五星饭店的鸡，高级妓女？即使你们不是作为职业妓女而存在，但是你们敢说你们在生活中没有卖的行为吗？谁没有卖命的时候？这些卖命的人，卖的人，谁没有童年呢？我们同学中有没有来酒店做小姐的？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马赤芳真的在玄武湖大酒店当小姐？提供一切服务？那宋元军知不知道？有没有心理障碍？是很无聊地在结婚后报复马赤芳，还是对世界多了一点不动声色的仇恨和失望？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世界会好吗》，我要不要买来看看，可能写得不错，我能不能也做一本这样的书？这个酒店里有没有夜总会？晚上请安德鲁去夜总会？

在一连串的问题中，我一屁股坐下，嘴里喊着安德鲁你好你好，来晚了来晚了，说出安德鲁三个字时我尽量使之连贯，像英文原文。同时，我在乌黑的真皮沙发上激烈又含蓄地扭动着屁股，激烈得能感受到热量。我似乎是为了坐得舒服一点，其实是利用坐下来的放松的机会和沙发的遮挡，彻底调节一番睾丸、阴茎、阴毛、内裤和大腿内侧的肉这五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

那天和安德鲁的谈判不成功，价格谈不拢，合作模式也谈不拢，但生意不成人情在，我请他去位于头顶上13楼的夜总会唱歌。在那里我们推心置腹地大骂自己所在的单位。我在一家老式国营出版单位，我骂得狠;他在一家新兴的有着国际投资背景的公关公司，并且身居要职，骂得不凶，为了回报我，他帮我大骂体制。我们骂得很愉快，几乎搂抱在一起了，于是我们谈各自的生活，谈各自生活遇到的尴尬事，安德鲁突然说，他遇到的最尴尬的事，是一次他在大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一弯腰，导致后面的一个女人来不及刹车，几乎骑在他身上。

为什么要猛地弯腰？

毛被夹住了，那一刻要痛死人的。安德鲁操着台湾普通话说。

兄弟啊，我喊了他一声，冲过去一把抱住他，热泪盈眶。我们像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两个战友，久久拥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