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
吴伟剑
当墙上挂钟的时针指向十一的时候，黄从先正在药房里整理一上午来累积的发票存根。他需要在和另一名医生孙桂荣交接班的时候将这些发票对后者做一个交代，以便在月底的时候向乡卫生院进行结算。这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这样的例行工作已经时日不多了，因为就在这个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二天，黄从先将结束村卫生服务站的工作，告别他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医生岗位开始退休生活。乡里安排接替他的医生已经在乡卫生院实习了三个月了，是医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县里的事业单位统一考试的。那是个戴着近视眼镜的胖胖的年轻人，黄从先在乡卫生院里见过一面。
这卫生服务站的大门是朝南开的。从大门进来的门厅里，两侧放着一排供人休息的椅子。两边的屋子分别是诊疗室和输液室。从大门进来往里，正对着大门的是药房。说是药房其实也兼收费处，门大多是关着的，一直开放的窗口里面的桌子上摆放着计费的电脑和专供打印发票的打印机，而药品是整齐排列在后半间三面靠墙的柜子里——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格局越来越趋于规范统一了，所不同的无非是人员配备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从药房窗口里面抬头朝外面望去，就会看到挂在大门里面上方的那个挂钟。钟面上的指针无声无息地走动着，走过的分分秒秒和世界上所有的挂钟并没有不同，但处在这乡村，这挂钟似乎总有点儿异样。这异样说不清道不明，如果仔细一些的话，会发现这挂钟上的三个指针几乎是凝固不动的，即使是秒针走动的节奏也似乎比别处慢了一点儿。于是，这里的光景也似乎比别处显得有一点儿漫长。
药房里原本都是护士工作的地方。但今天有点儿特殊，那个护士小李的婚假已经进入第十一天了。她的婚假一共请了十五天。这卫生服务站一共才三个人：黄从先和孙桂荣是医生，护士只有小李。小李不在，本该她干的活当然就分摊到了两位医生的头上。因为是节假日，两个医生工作的时间和平时有些不同，他们两人将一天一分为二，每人上半天的班。按护士小李请假前的说法推算，今天是她在自己家结婚的日子。因为都是独生子女的关系，现在的结婚都是在男方家里举办婚礼和办了酒席后又在女方那边再举办一次婚礼和酒席。她当然也请了一起工作的同事，但请客的时间并不是在今天，而是在她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她还请了乡卫生院的领导等人，地点是在镇上的酒店里。
因为是以一个村为单位的卫生服务站，加上又是假期，一上午来的病人并不多，一共才七个人。黄从先很快就将需要整理的东西整理好了。他从药房回到了诊疗室，在窗户边的水槽那里站了一会儿。阳光很好，照着窗台上一条绿色的油漆。窗户外面的小院里一片寂静，几只本地叫作十姐妹的小鸟在小院围墙的顶上欢叫。
随着退休时间愈发的临近，黄从先最近脑海里总是出现一些过去工作和生活的画面。他曾努力不使自己去回忆，但有时候一空下来，他的脑子就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过去的时光之中。在村里，六十岁以上就被称作老人了。但最近一二十年来保持这样认识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说法那是因为村里人几十年来都从事着农活的原因，他们无论男女都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很多。但在黄从先身上并没有显示出与他实际年龄相符的年老相。虽然再过六天，他就到六十周岁了。按时下的说法是法定的退休年龄。当然，他看起来年轻主要还是因为他本身是医生懂得保养的缘故。几十年来，黄从先烟酒不沾，就连茶也不喝，冷天他喝的是西洋参、五味子泡开水，大热天时他喝野菊花、枸杞子，再没有其他的特殊习惯。他身材挺拔，年轻时身高一米八十有余，现在六十岁了牙齿一颗也没坏。这模样，冷不丁在乡村的道路上出现，是须让人用敬畏的目光来仰视他的，他的体面与他在这村子里所受到的尊敬就很自然了。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在新的卫生服务站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原来村里的卫生站是在村委会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那时候的设施没有现在的完备。黄从先还经常出诊。他常常背着一个暗红色的长方体小皮箱为村里人上门治疗，药箱外面有一个醒目的白色大“十”字，药箱里面装着酒精、碘酒、纱布和一些常用的药物。他在人家的屋门口或晒谷场上与主人寒暄，谈论稻子的长势或棉花的防虫或养猪的经验，农民们的猪圈臭气熏天、晒谷场上尘土飞扬，他的出现往往使人感觉就连空气也变得干净，而他与他的药箱散发出的酒精和药棉的味道也是那么新鲜而亲切好闻。
村里人一直以来都是对他直呼名字的，这样的情况从黄从先做村里的赤脚医生开始就没变过。老一辈的、和他同辈的，头痛脑热的、患了绝症的，或是手脚被镰刀锄头弄破了皮肉的，“从先”这个名字对于村里人来说就是意味着治疗、意味着温暖、意味着有救了。有时候，当一个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的病人来到卫生服务站，经他的一番询问和诊断，也没打针也没吃药，病痛竟就减轻了一半。有一年，北榆组的玉珍得了重感冒，经他一番问话，配了药回家，药还拎在手里，回家的路上感冒一点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在他从医的几十年里数不胜数。就是在村里人他们亲切的直呼他的名字一声声里，村里老一辈的人一茬茬地走了。现在随着每个乡村都建起卫生服务站，他已经不需要出诊了。他面对病人时候的耐心周到、细致关心，甚至慈爱带给了村里人太多温暖的记忆。面对人们的时候，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标志性的笑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如果说这村里上至村长，下至普通的村民，谁都可以缺少或更换的话，唯有黄从先是不可缺少和更换的。多年来，他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已成为了村里一个招牌式的人物。
“从先！”随着一声大喊，玻璃大门砰地一声被撞开了。冷不丁响起的喊声打破了屋内的平静。黄从先打了个寒颤，发现刚才的十来分钟里自己的脑子竟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中。他靠在桌上的胳膊肘有一点儿发麻，但他很快镇定了下来。和以往一样，面对这样的情况黄从先并没有表现出和他身份不同的慌张来。长期以来，他见过了太多的病人。他的冷静是不易察觉的。病人是个年近四十岁的女人，头发染成了金色，穿着一条罕见的绿色裤子。她双手捂着肚子。肚子痛成了这样，也不知道她怎么来的。
从女人进来开始，黄从先就在观察，他发现她脸色蜡白，眉头紧锁。走进来的时候身体晃晃悠悠，右手紧捂着肚子，浑身缩成一团，似乎很怕冷。他让她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她说昨晚上吃喜酒吃坏了肚子。他立即在脑子里做出了判断。所以也就省略了量血压、测心跳、看舌苔，甚至把脉等步骤。尽管如此，他还是询问了病人几个问题。他为病人诊疗的耐心细致是出了名的。一般他见到病人会详细询问病情。如肚子痛，他会尽可能让病人说清楚痛的部位与近三天来的饮食情况。四十年前，他就经历过赤脚医生的培训，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去县卫生局在卫校举办的学习班学习，他知道仅仅就肚子痛就有十多种的病因。而村里上了年纪的农民往往连胃与肠的位置都分不清。他往往一边仔细地询问，一边听病人或家属的讲述，听完之后他一直拿在手里的笔已经完成了一张处方。
他问得很细：“你是不是已经吐过了？”那妇女正蹙眉哼哼着，听了他的话，抬起头来反问：“你怎么知道的？”他微微一笑，脸色不改。这样的病例在他的行医生涯里见到多了。他脑子里想着那些乡村的酒席，那些大鱼大肉、全鸡全鸭的铺张。如果在这样的高温时节让他去吃这样的酒席，他是宁可在家里盛一碗米粥就一块腐乳吃来得浑身畅快。这些话他当然不会说。他让女人在诊疗室的一张病床上躺了下来。他把手按向了女人的腹部：“这里痛吗？”女人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他把手往上移去：“这里痛吗？”女人的脸红了一下，摇头。于是他的手改变了方向，并解开了女人的裤腰。同样的问题到第四遍的时候，黄从先看到了女人表情夸张，拼命地点头。他停止了动作，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他直接在一张印着乡卫生院字样的处方纸上开出了要输的盐水和口服的消炎药物，同时还在下面开出了口服的两种药物：培菲康、诺氟沙星片。前者是管腹泻的，后者是配合盐水消炎杀菌的药物。
女人脸上的潮红恢复为了原来的一脸苍白。因为护士不在，黄从先让病人去输液室里躺下后，到药房里配好了连同输液在内的几种药物。他取了药，亲自给她输上液。针式打印机发出了一阵吱吱吱的声音。他为病人取好了药，连同发票一起给了病人。这期间，女人喊冷。他将旁边病床上的一块毯子递给了她。他还为女人打开了挂在墙上的电视机，电视机的屏幕上正播放着一部古装的爱情戏。如果一定要找出这几十年里村里人对他稍有的微词的话，那就是他每次治疗开出的药物太多了。除了患了绝症的病人之外，大多数病人没等到药吃完病就已经好了。而等到下次再有类似的症状去他那里看病的时候，经他的确诊之后开出的还是以前用过的那些药物，连剂量也没有改变。于是就有了他开药如同卖菜的传闻。当然这样的传闻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因为说这样话的人很快得了病，需要黄从先来诊断和治愈。
现在，黄从先已经完成了这次诊疗中全部的工作。从输液室出来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抬头去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十一点三十分。他想，和他交接班的孙桂荣会在半小时之后准时来到。他只需度过这半小时的时间，这一天里的工作他已经全部完成了。和墙上的挂钟一样，黄从先的身体里面也有一架钟。那是几十年按部就班的工作养成的生物钟。而今天，时间不算早也不算晚，他心里这么想着。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一直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手机的铃声是多年前黄从先喜欢的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他听到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心突然抖动了一下。这么些年来，自从用了手机，家里人是极少会给他打电话的。他唯一的儿子现在省城里工作，一般很少打过来，除非他有事情打过去。何况这个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儿子带着儿媳和孙子都已经回来过了。儿子他们是两天以后走的，现在路上堵得慌，晚走几天的话被堵在高速路上那会耽误了他的事业。儿子做的人力资源的事至今他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犹豫了十秒钟，拿起电话看了一眼。他的视网膜上出现了一串熟悉的数字。他觉得自己的心随即荡漾了起来。他不再犹豫，接通了电话。他用的不再是面对病人时例行公事式的语气。没有人能感觉到这电话里含有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他脸上堆起的笑容，就像平静的池水里抛进了一块石头，荡漾起了很多的褶皱；当他向对方说起某件事情的时候，脸上再次荡漾起了暧昧的笑容。挂断电话之前，他向对方说：“我等会就到，等我。”他在挂断电话之后，仿佛年轻了几岁，浑身突然就有了充足的能量。他围着办公桌前用于病人坐的凳子走了几圈，然后又探头往外面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他好像有一点儿着急和焦虑，似乎在希望孙桂荣早一点儿来接他的班。这样，他就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去做刚才电话里谈起的事情。而在孙桂荣前来和他接班的时间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他老婆——一位本分而自觉生活得很体面的农妇，中午他不回家了，他有事要到镇上去，晚上才回家的。再次挂断电话后，他呼出了一口长气，仿佛卸下了心头的一块石头。而这个时候，那个前来接班的医生孙桂荣的车子已经到了卫生服务站小院的门口了。
几分钟以后，黄从先离开了卫生服务站。他驾着那辆村里人熟悉的摩托车，车子在街道上驶出了三百米左右的距离之后，在一个十字路口，本该笔直往乡里的方向，但他却向右朝相反方向一拐，继续往前开去。这是一条熟悉的村路，他座下的摩托如果有记忆功能的话或许会比黄从先更清楚。二十多年前本村在乡中心小学做着校长的常水明得了肺病，去外面的大医院住院治好身体后，配回来不少链霉素。链霉素在当时是稀罕的药品。常水明已不需要服用。它们以低于市价的价钱如数卖给了黄从先。黄从先又以高于市场价的价钱在那些急需使用的患者身上使用。患者知道这些药难买，黄从先却有本事搞到，自然对他感激万分。常水明后来又陆续出去看过几次病，这情况持续了有十余年的时间，他是享受着公费医疗的。这常水明家就住在现在黄从先经过的路口的一侧……后来紧缺的药品又有青霉素、肤轻松软膏等，经历过的事情他是不会忘记的。像这样的秘密，几十年的乡村生活里，他经历得太多了。而这些秘密他会永远保守下去。村里的道路，他再熟悉不过了。哪里有个转弯，哪里有个凹坑，都印在他的脑子里。在卫生服务站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他每天就背着药箱，骑着摩托车在村里的各条道路上来回走动。那些常年生病的人家，他有时候每天要来回几趟上门去给病人打针、观察。
正是正午的时候，路上没有行人，四下里很安静。这个时间里农活不多，何况又是假期，有回老家来探亲的人们也正是午饭后休息的时候。车子保持匀速前进，眼前豁然开朗起来。道路两边原本是茂密的桑树园，现在变成了一大片平坦的稻田。在中午的阳光里，稻子一片浓绿，过不了两个月，稻子就要成熟了。他的摩托车熟练地在一个Z字形的路口转了一个大弯，就驶向了另一个方向，那是一条更小的路，路的尽头，是一片横过来的稻田，稻田的尽头有几株杉树。在那几株杉树的下边是一户两层楼的人家。
车子到达院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熄火之后，他又推着往前边走了几步才将车子支好。院子里的狗发出了点儿动静，但只是呜咽了一下，并没有听到陌生人到来而叫起来。他的声音和气息狗是熟悉的。他仿佛已经听到了她的脚步声。她的脚步有些急促，是见到她的兴奋吗？他在心里笑她。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开始的时候他还小心翼翼的，怀疑有人会怀疑他的行为。后来当他的怀疑成为杞人忧天的时候，他就开始无所顾忌起来——多少年来他在村里树立起来的威望足以支撑起他不容亵渎的形象。
现在他进入了院子，院门口栽着一丛月季，正开着几簇粉红的花，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气。经过屋前的一小块水泥晒场，然后推开了底楼的那扇镶嵌着玻璃的大门，随着吱呀一声，他的高大的身体只一闪就来到了里面。楼梯在靠屋子北面的墙边，他熟门熟路，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没几步就来到了楼梯前。他抬起头向上面望了望，然后就抬脚往上走去。在二楼的那扇木门的背后，隔着一道遮挡蚊蝇的纱门，那里有一双火热的嘴唇在迎接他。他只将半个身体进入那纱门，怀里边便多了一具丰腴滚烫的躯体。这狂野是熟悉的，也是他喜欢和迷恋的。
村里四十岁以上的人记忆里都还存有那起骇人听闻的殉情事件的记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里发生的事情，黄从先储存在脑海里。每当记起来的时候，它就像放电影般在脑海里清晰地出现。那是一个开始流行自由恋爱的年代。她有了自己爱的人，他们是因为一个赶集的机会而认识的。他们的交往仅限于每月一次的赶集，大多数的时间里因为不在一个村子住而被阻隔。双方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各自向他们的父母流露了自己的想法后得到的是断然的拒绝，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因为下面还有个弟弟没有亲事，需要她来做调门亲；他则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没有兄弟姐妹，需要娶妻生子延续香火。这对两厢情愿的鸳鸯在经历了苦苦的相思之后决定一起死去。他们最初选择了喝农药的方式，在那个农业蓬勃繁荣的年代里，到处可以找到致人死命的农药。在村粮仓旁的那条大河边上，一瓶叫作甲胺磷的农药先由他喝去了半瓶，然后递给了她。看着对方扭曲难受的脸，她竟没有了喝下去的勇气。她求生。在魂飞魄散的当口，她用凄厉的嗓音呼唤远处田野里耕作的农民。人们匆匆赶来，将已经没有呼吸的死人抬向了黄从先的卫生站。她一路的哭号惊动了整个村子的人。黄从先在众人目光下做了他作为一个乡村医生能做的所有努力，终于没能抢救回那条可怜的生命。众人七嘴八舌束手无策，事情不知会向何方发展。等有人拿出主意时，发现少了她。那个夏天的下午，她从村医务室出来，眼中充满了绝望，她恨自己竟没有一起死去。她选择了在村部旁边的那座桥上跳河。正是下午学校放学的时间，很多孩子目睹了她跳河的过程。那河是流经本村的一条大河，宽阔、水流湍急。她的身体如一只矫健的燕子，凌空而下画出一条自由落体的线段，然后在河面上翻腾了两下，就不见了。村里人大多熟悉水性，半个小时后，她被人救上岸。她嘴里塞满了河底的淤泥，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黄从先断然不会想到一个下午里他将面对两次大考。他出了一身的冷汗，背上的汗衫湿透了。在卫生站门前的那块空地上，用他仅有的赤脚医生的知识，决定施行人工呼吸。但却没有人愿意配合他的工作，原因出在了没有人愿意嘴对嘴去往她的嘴里送气。时间紧迫，他在教会了一个妇女按压她的胸部后，趴下了身体，将自己的嘴对准了没有呼吸的她的嘴。人群安静了下来，静得可以听到汗水掉到土里的声音。有节奏的施救在进行着，而她却没有丝毫的反应。事实上他心里也没底，这样的抢救是否可以让她起死回生。终于，在他的嘴巴和她的嘴巴接触到第二十四下的时候，她有了呼吸。里里外外被围得密不透风的人群起了骚动，人们七嘴八舌的声音里，黄从先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可替代。那一年，她正好十八岁。而他已经二十八岁，儿子五周岁。在历经了这场变故后，父母不再强迫她的选择。而她竟死了心，面对后来的一位位上门的媒人都一一拒绝。实际的情况是，她的身体也确实并不好。毕竟是在鬼门关走过一趟的。黄从先成了她家的常客，因为她经常地发烧，需要服用退烧药，严重的时候甚至还要打退烧的针剂。她病恹恹的样子，起先的时候心事重重，到后来身体慢慢恢复的时候，精神上还是老样子。黄从先那时候还不知道心理治疗这个概念，却在为她治疗的同时，每次都不忘安慰和疏导她。
这情形持续到第二年的夏末。那是个对于黄从先来说意义非凡的黄昏，他如期来到她家观察和诊疗。她的家人因为要出席位于邻村的一户亲戚家的丧事而都不在，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他在他的医药箱里取出了一个盒子，在一层酒精棉的包裹下，取出了一支温度计。他将温度计递给她，看着她将温度计含在了嘴里。他在她的床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来，静静地看着她。在过去的时日里，她都不敢面正面面对他的目光，但这次却抬起了头，大胆地看着他。黄从先却不看她的眼睛，而盯着她的双唇。有种神秘的力量似乎在驱使着他。他感到紧张，以至于连温度计上的刻度都一时看不清。在他的主动下，她的双唇终于和他的双唇再次碰到了一起，和一年前相比，不同的是不再是冰冷和麻木的，而是火热和战栗。在她身体初愈的这个黄昏里，让黄从先经历了一场从死到生，从生到成仙的体验。她拼了命地要他。事情完全不是他预想的那样。等一切平静下来之后，黄从先在她床上的席子上看到了一滩血迹，如一朵开放的梅花，触目惊心。
她终是拧不过乡俗，加上名声不好，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嫁给了村里一个比她大五岁的男人。虽逃过了调门亲的命运，却也不幸福，男人手脚粗笨，脑子也不好使。等他们的孩子上了学，男人外出打工竟出了工伤，回来的只是一个骨灰盒。这期间，黄从先和她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现在，她的丰腴的身体就在他的旁边，起伏连绵的缠绵之后，刚才的火热与滚烫正在消退。黄从先突然有点儿恨自己，因为自己的走神，而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而那蠕动的躯体不是他自己的，应该是三十年前的他才对。他气若游丝，在满院淡淡的月季花的香气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一点儿沉，不知不觉间进入了睡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醒来，发现下午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大半，窗外已是一片暮色。女人已经起来了。女人煮了水饺，一大碗满满当当的，连同筷子端给他。他才想起中午饭他没有吃。女人在一边看着他吃完。他说要回了。女人不依。她的孩子已经读高中了，这个假期里和几个同学出去游玩了，要等到假期结束前那天才回来。她应该知道他就在这个假期结束后就退休了。但即使他退休了，也并不影响他来看她。这道理她应该是知道的。于是，他用他宽大的手掌在她的后背轻轻拍打了几下，就像在哄一个正在哭的孩子那样的拍打。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他说，她想去趟村部。她托了那个在村部开小卖部的姐妹帮她从乡孵房捎了些鸡苗。这鸡苗在下半年里养大，到过年时长大了就可以宰杀的。他听完她的话后想了想，村子并不小，从她家到村部有四五公里的路，只有村部那里有几盏路灯，如果骑自行车的话是很不方便的。他对她说好，你搭我的车，来回我带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