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长征

李思涵等

多少人参与长征？

共有多少支部队？

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做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供给统计表》，统计出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

“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总数不要超过30人。”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最终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数千人，包括著名女革命家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蔡畅等。

减员分战斗伤亡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两种情况。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七千多位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34师，为掩护中央纵队和其他部队渡过湘江几乎全部牺牲。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记载，“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掉队、伤残病、被俘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

先后开始长征的红军部队共有4支。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到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是二万五千里；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到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从川、陕苏区到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历时1年半，曾三过草地；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到甘肃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这4支长征队伍的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的中央红军基本行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只有大约三万人。

“移动银行”

作为一支穷苦人的队伍，紅军的钱是由谁保管？管理财政大权的就是毛泽民，一个继承着父亲毛顺生金融基因的银行行长。1934年10月，他把辛苦积攒下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自己带领银行的同志护送着剩下几十担光洋、部分纸币，还有一些金子和珠宝首饰，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长征初期负重多，行军缓慢。中央纵队第15大队成了长征中的“移动银行”，由大队长袁福清，政治委员毛泽民，党支部书记曹菊如，带领着14名干部、两百多位运输员及1个特务连。运输员大多是犯了“错误”的红军指战员，即被王明路线打成“AB团”（江西）或“社会民主党”（福建）的人员，毛泽民素来对苏区肃反扩大化有看法，他认为这些人多数是蒙受冤屈的同志，一路上对他们格外关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有一段对红军财产来源的描述，“他们沿途没收有钱人、地主、官吏、豪绅的财产，作为自己的给养。没收是根据苏维埃法律有计划进行的。只有财政人民委员会的没收部门才有权分配没收物资。它统一调配全军的物资，所有没收物资都要用无线电向它报告，由它分配给行军各部队的供给数量……他们从江西带着大量的钞票、银圆和自己的国家银行的银圆，一路上凡是遇到贫困地区就用这些货币来采购所需的物资。”

的确，长征途中，15大队扮演着国家银行的角色，军队的开支都是由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供给。

当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参加长征的有14名干部，路上牺牲了6位同志，到陕北时，只剩下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钧、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和莫钧涛8位同志。

衣食住行

红军长征时脱离根据地，转战在敌占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衣、食、住、行几方面都遇到常人无法想象的难题。

吃首先是个大问题。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之后，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

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

红军还要经常就地取食。1936年4、5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朱德请来当地老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随后便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集野菜。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的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

住宿也是难题。红军住过大军阀的洋楼，藏族贵族住的豪宅，住过普通民宅，也曾睡倒在屋檐和树荫下。过草地时尤为艰苦，“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树搭块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挤在一起宿营”。

红军时常借住在群众家，于是在行进中会开展评比模范的活动，能否“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厕所清洁，不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成为评判标准，红军还要求战士们进出要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以获得沿途老百姓的支持与欢迎。

1931年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红军才有了统一军装。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也建立起来。时任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接受刘伯承命令，仿照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新军装。最初，上衣是紧口套头的，苏联设计很不适合南方的气候，改为开襟敞口，并缀上红领章；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并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改为“小八角”。考虑到山地行军作战需要，还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衣服。

红军的药品主要靠缴获或购买解决，进入川康少数民族地区后，医疗用品的补给越来越难。据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的张云回忆，行军当中，医院、卫生所没有敷伤口的软膏，就只好熬开猪油代替；好多伤员伤口发炎溃烂、化脓生蛆。当时对病患的治疗都是简单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汤，外伤则是用盐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点鸦片内服。

长征途中，战斗密集，伤员越来越多，由于担架不够、民工紧缺等原因，同时也为了减轻行军压力，中革军委决定将短期内难以治好的一些重伤病员妥善安置，给他们发放几块银圆作为生活费，就地安置到一些可靠的群众家中养伤养病或交给途经地区的游击队负责照顾。

装备是“万国造”

红军长征时，装备及数量为各种枪弹173万余发、手榴弹76000多个、迫击炮弹2473发、步枪29153支、轻重机枪651挺、迫击炮38门、刺刀17552把、梭镖6101支、马338匹、马刀882把。

红军战士出发时带上了很多装备，很多因为笨重而丢弃，有一门山炮红军非常珍爱，吃苦流汗，马驮人扛，必要时拆卸再安装起来，这门1927年由上海兵工厂制造的山炮，最终成为整个红军队伍长征唯一一门带到陕北的山炮。红军的另一门山炮在四川境内赤水河战役中，曾用来对付川军，仅剩的3发炮弹打完后，被朱德下令扔进赤水河。

长征途中17勇士强渡大渡河时，产自德国的伯克门式9mm冲锋枪派上用场，是红军专门用来装备突击队的攻坚武器，俗称“花机关枪”，是红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缴获的少量国民党军装备之一。

红军装备使用的五花八门的手枪中，数量最多的是毛瑟冲锋手枪，又名“盒子炮”。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向中国倾销的各种毛瑟冲锋手枪达40万支之多。张国焘闹分裂时，朱德、刘伯承被困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手中，生命安全几遭不测。朱德身上一直就有两支毛瑟手枪，刘伯承也随身带了包括两支毛瑟手枪在内的五支手枪。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