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是个极简主义者吗？

瘦竹

谁也不清楚卡佛死了二十年后在中国怎么就突然火了起来（卡佛死于1988年），继《大教堂》（2009年1月，译林，肖铁译）之后，卡佛及与卡佛相关的作品几乎全部被译成了中文，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作家死去多年之后能在中国读者中受到如此追捧，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或许可以除外，而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几乎也被套用成了一种滥俗。

稍对卡佛作品有所了解的读者就会知道，卡佛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文学编辑戈登·利什剪刀功夫的产物，《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为卡佛赢得了“极简主义”"的美誉，关于“极简主义”，评论家赫金格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这样的定义用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上大体是准确的，但卡佛对这样的美誉显然并不买帐，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卡佛篇中，卡佛这样说道：

“有人称我是‘极简主义者，那位评论家的本意是恭维我，但我不喜欢，‘极简主义者隐含了视野和手法上狭窄的意味，我不喜欢这个。”卡佛不只是说说而已，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只会“极简”，卡佛1983年推出了《大教堂》，1988年推出了《我打电话的地方》（即人民文学版《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2009年更有好事者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未删节版整理出版即最近上市的是孙仲旭的遗笔《新手》（2015年6月，译林）。

让卡佛耿耿于怀的“极简”其实并非那么重要，2009年于晓丹发表的文章《卡佛身后事：一座墓园，两个女人》里这样说道：“有些评论者把他这个时期（指卡佛与利什决裂后的时期）的变化归因于他和编辑戈登·利什的决裂，后者在给他早期作品作编辑时曾做了大量删 节，其中自然也包括他一些比较和缓、婉转的叙述。一个编辑对一个作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形式上可能比较明显，但本质应该有限。卡佛后来在他的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即人民文学版《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里还原了他几篇早期作品的本来面目，可我仍然觉得即使恢复了那些被删去的内容，卡佛的早期仍然比他的后期边缘化，也更有刀刻斧凿的深度。”

为了尽可能了解卡佛小说作品全貌，我把能搞到手的卡佛小说的中文版仔细阅读了一下，

在阅读了卡佛小说的不同版本之后，我对于晓丹的说法深以为然。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利什版）中，当两对夫妻——尼克、劳拉与赫布、特芮谈论完爱情，酒也喝完了，房间突然全黑，小说就这样完了。在《新手》（卡佛版）中，谈论完爱情，赫布前去洗澡，特芮终于有机会和尼克夫妇说说她对现任丈夫的担心以及在前、现任丈夫之间的纠结。很难说哪个版本更好，我只能说利什版更具有“现代性”，而卡佛版更像一篇传统的短篇小说。

《洗澡》（利什版）与《一件小小的好事》（卡佛版）中，一对夫妻的儿子在生日当天突遇车祸，而在此之前，母亲已为儿子订了当晚的生日蛋糕，父母轮流在医院照顾儿子，父母在轮换回家时都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洗澡》在母亲接电话后结束，《一件小小的好事》继续往前发展，儿子死去，母亲意识到电话来自给儿子做蛋糕的面包师，父母把失子之痛转变成了对面包师的愤怒，面包师得知实情后诚恳道歉，请父母吃他做的面包，并诉说自己艰难的一生，于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我看来前者更神秘、更紧张，而后者更温馨、更《读者》，哪个版本更好，我也不能得出结论。

在《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利什版）与《人都去哪儿了？》（卡佛版）中，一个男人失业、酗酒，妻子和一个前航天工程师（即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跑了，《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差不多就是这位先生以及他与‘我的妻子勾答成奸的简单介绍，然后，小说就完了。在《人都去哪儿了？》中，除了《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的一切，还增加‘我与妻子以前的美好生活、孩子与父母的纠缠、‘我的父亲醉酒及死亡过程，小说在‘我在母亲家中百无聊赖的一夜中结束。《人都去哪儿了？》虽然《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丰满”许多，但叙述一样是冷漠的，语言一样是节制的，也完全符合赫金格关于“极简主义”的定义。

卡佛小说中也不乏暴力，在《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中，两个已婚男人在一次家庭聚餐中撇下女人出去兜风，巧遇一对女孩儿，于是突发奇想，打算重温年轻时的泡妞过程，利什版以他们追上女孩结束，最后暗示，其中的一个男人杰瑞杀害了两个女孩，杀人动机不详。卡佛版增加了杰瑞追逐、强奸、杀害一个女孩的过程，杀人动机依然不详，至于这篇小说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这篇小说的哪个版本更“极简”，恐怕卡佛本人也说不清楚。

无须一一去对比卡佛小说不同版本形式与结局的异同，正如于晓丹所言，编辑不管在卡佛的作品上使用了怎么的鬼斧神工，对卡佛小说本质的影响非常有限。卡佛的小说除了不能代表其主要特色的两极，（即极端暴力与略显温馨）大概都表达出某种绝望与冷漠，这种绝望与卡夫卡式“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绝望无关，这种冷漠也与加谬“局外人”式的冷漠无关，而只与生活本身有关。

抛开文本的优劣不谈，很容易在卡佛的小说中找出一些关键词来：钓鱼、缺钱、破产、酗酒、出轨、夫妻不和及彼此伤害、父母子女不和与彼此伤害、家庭负担等等等等，这些关键词有时在他的小说中单独出现，有些会彼此混乱地纠缠在一起，这些关键词的频繁出现在阅读了他的颇为自得的自选集之后体会会更为深刻。

以前我在评论唐·德里罗的小说时说，他的小说像生活本身，与唐·德里罗相比，卡佛的小说就是生活本身，唐·德里罗还会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宇航员的生活，还会幻想死去的小女孩化成了天使，而卡佛的小说只是他的生活或者他所熟悉的生活。卡佛的小说里很少出来书名号，如果有那也大概是“购物清单"。如果单凭卡佛的小说判断，他根本不知道荷马是何物，更别提博尔赫斯了，但其实他是知道的。

卡佛在他的《论写作》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每当听见人们在我面前谈论小说的‘形式创新，我总会感到不自在。你会发现，很多不负责任、愚蠢和模仿他人的写作，常常都是以‘实验为幌子。这种写作往往是对读者的粗暴，使他们和作者产生隔阂。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与世界有关的任何新信息，只是描述一幅荒凉的景象，几个小沙丘，几只蜥蜴，没有任何人和与人有关的东西。这是个只有少数科学家才会感兴趣的地方。 ”

看得出来，卡佛对文本或者形式的创新颇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他根本不能领会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宇宙奇趣》的美好，也不能领会博尔赫斯《小径交分岔的花园》《阿莱芙夫》的妙处，还不能领会约翰·巴斯《烟草经纪人》的幽默，而罗伯—-格里耶的所谓新小说《橡皮》《窥视者》我想卡佛宁肯喝酒喝死也不会翻上一页，至于埃科的《傅科摆》《玫瑰的名字》、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还是不提为好。

卡佛不愿意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是因为“‘极简主义者隐含了视野和手法上狭窄的意味”，其实“视野和手法上的狭窄”正是卡佛小说的局限，在我看来，卡佛的小说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光返照，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裁裁剪剪，是读者在厌倦了各种主义及文本实验之后一种能添补他们怀旧情怀的一种东西，终有一天，读者也会厌倦卡佛的小说，并且比厌倦能提供新鲜文本的作品速度更快。

我们在谈论卡佛时在谈论什么？我们不仅要谈他的伟大、他的独特，也要谈论他的渺小与局限，即使为此会背上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我们应该不为尊者讳、不为死者讳，我们敢于大声说出那句历史上重复了千万次的话：“吾爱卡佛，吾更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