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子由使契丹 藏锋仍是露锋：《送子由使契丹》宗旨辨

《送子由使契丹》并不是苏轼的名篇，没有学者对其作深化解读。可是，这种著名诗人的不甚知名的诗篇却最适合出题。《送子由使契丹》被选入2017年高考语文全国卷2，也因之进入我的视界。

对《送子由使契丹》宗旨的解读，只能在苏轼著作集中找到一些零散不成体系的文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全国卷2的出题人为代表，以为苏轼劝诫弟弟要以低沉保安全，谨防被拘留，不能说自家是“中朝第一人”；一类是苏轼劝诫弟弟要以谦善显风姿，不要寻求盛名，不要说自家是“中朝第一人”。概言之，苏轼是期望苏辙“藏锋”，而不要“露锋”。

对本诗首联体现出的诗人性情的解读，前人所论更少，只要全国卷2的出题人清晰表明，本诗首联“体现了诗人奔放的性情”。不过，对“性情”的解读应该根据对宗旨的了解、对全诗的观照，要害仍是要弄清楚苏轼对苏辙出使，究竟持怎样的情绪。

讨论“藏锋”仍是“露锋”的问题，其实就是要搞清楚苏轼说“莫道中朝第一人”，究竟是“诚心诚意”，仍是“口是心非”。翻了一些材料，对这一问题有了几点主意，供商讨。

一、岂能藏锋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张舜民出使辽国时的见识：“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今世，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这今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1]在张舜民之前出使辽国的苏辙，也看到了壁上的苏轼诗和辽人翻印的《眉山集》，虽然他现已习惯了北宋社会对苏轼文学才调的赞颂，但当他发现自家兄长的名誉在辽国也不减宋朝时，依然不免惊喜交加。所以，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三）诗中咏道：“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2]

抵达辽国国都，苏辙欢喜地发现辽人不止赏识苏轼的诗篇，苏氏父子三人都同受推重。据《宋史·苏辙传》记载：“（苏辙）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能见全集。”[3]苏轼在看到苏辙一系列奉使契丹诗之后，又怅然回想当年担任辽国使团馆伴时的见识，唱和苏辙诗，作《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其三云：“毡毳年来亦甚都，不时鴂舌问三苏。”自注说：“予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地点。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4]

所谓“馆伴”，职责是招待外国使节。其时，宋朝的“馆伴”都由文学之臣充当。三苏以诗文著称，著作特受邦邻喜欢，是各国士人心中的“中朝第一人”。苏氏父子文名远播，担任过“馆伴”的苏轼心知肚明。苏辙岂能藏锋？

二、岂敢藏锋

早在春秋时期，各國交际活动中就有“赋诗言志”的传统。《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代邦邻，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到了宋代，国家交际仍连续赋诗这一传统，各国使团正使皆由能“称《诗》”的文士担任。

每当宋使到访，邦邻也会选用文士担任馆伴。路振《乘轺录》载：“（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5]正使和馆伴皆由文士担任，承当文明沟通的职责，这是宋代交际的国际常规。

据《宋史·钱勰传》记载：“帝遣钱勰奉使高丽，勰入请使指，帝曰：‘高丽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选卿，无他也。”[6]所谓“使指”，指的皇帝、朝廷的意旨指令。苏辙？《张士澄通判定州告词》：“尔昔以才敏，尝奉使指，兹予命尔佐中山守。”[7]从钱勰的阅历可知，宋朝统治者了解邦邻“好文”的需求，注重交际活动中的文学沟通，遴派使节尤重“家世”与文学才干。元祐四年，户部侍郎苏辙集显赫家世、清贵官位和杰出才调于一身，正是担任正使的不贰人选。

关于出使邦邻的青鸟使的文明职责，苏辙非常清楚，他在《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学士奉使高丽二首》（二）云：“平地谁言无崄岨，仁人何处不安全？但将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诗异域传。”[8]苏辙在诗中安慰朋友不必忧虑安全问题，勉励朋友多作新诗扬名异域。这首诗的宗旨与《送子由使契丹》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在异域“多作新诗”，不只仅文明职责，仍是交际任务。在宋辽长时间平和的局势下，文学沟通类似于今日的体育竞技，替代了军事奋斗，成为国与国之间竞赛的重要方式。在招待宋使的辽国国宴上，两边文士之间争奇斗巧的文字酒令和文学创作，是一种重要而常常运用的展示才调、保全国家面子的交际手法。这与《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一脉相承：以青鸟使的才调为评判规范来“别贤不肖”，然后“观盛衰”，点评国家是强盛抑或虚弱。

宋朝统治者遴派文士担任青鸟使，鼓舞青鸟使展示才调，以满意政治和文明沟通的需求。青鸟使的任务，苏轼兄弟不会不明白，苏辙又岂敢藏锋？

三、岂愿藏锋

在宋代交际活动中，文学交际的案例许多，美谈不少：

据《宋史·聂冠卿传》记载：“（聂冠卿）奉使契丹，其主谓曰：‘君家先世奉道，后代固有昌者。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因自击球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还，同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入翰林为学士。”[9]

王珪《华阳集》载《北宋名臣太子太师谥康靖赵槩墓志铭》：“皇佑三年，（赵槩）馆伴契丹泛使，遂报聘契丹，席上请赋《信誓如山河》诗，公诗成，契丹主亲酌玉杯劝公饮，以素折迭扇授其近臣刘六符，写公诗自置袖中。使还，加侍读学士。”[10]

《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载：“欧阴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规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尔。其为外夷敬佩也如此。”[11]

从这三条记载来看，展露文学才调，不光不会被拘留，反而让青鸟使得到了“礼遇甚厚”、“契丹主亲酌玉杯劝公饮”、“外夷敬佩”的作用，不只使交际活动得以愈加顺利的进行，青鸟使回国今后还常能提高官职。事实上，苏辙出使上一任户部侍郎，出使时朝廷按常规“假职”权吏部尚书，还朝后升任御史中丞。依照欧阳修等人的经历，青鸟使越是“名重今代”，越使“外夷敬佩”，出使仍是工作更上层楼的可贵机会，苏辙在元祐四年担任贺辽国生辰使，岂愿藏锋？endprint

四、岂需藏锋

自宋真宗朝与辽国签定“澶渊之盟”，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后，坚持了122年的平和。其间两边使节来往不断，以礼相待，每当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生辰或凶事，都派使者前往道贺、告哀或吊唁。对此，《剑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这样点评：“最重要的一条内涵的内容是两国相互间的供认和相互间正式交际来往的树立……在全权代表的出行和他们拜见时的待遇方面，礼仪规矩备受注重……看起来几乎就不是一个我国近代史曾经的时期。”[12]

“澶渊之盟”期间，出使辽国的北宋青鸟使人数很多，其间多有能文者，如苏耆、晁迥、王曾、王洙、余靖、富弼、欧阳修、苏颂、王钦臣、彭汝砺、吕大忠、曾肇、宋绶、韩亿、韩综、韩忠彦、孔道辅、郭稹、赵瞻、刘跂、张舜民等等。这些青鸟使中不只有与苏辙齐名的文学家，还有富弼、欧阳修这些官职高于苏辙的政治家。包含以上文臣在内的北宋青鸟使从来没有被辽国拘留过，苏辙岂需藏锋？

五、岂是藏锋

本诗的“要使天骄识凤麟”句，用遒劲的文字鼓舞苏辙大展才调，尽露矛头，让辽人见识一下华夏大国的文明兴盛。“莫道中朝第一人”句的典故的确出自李揆，但苏轼仅仅用“闻唐有第一人”句，而不是用“怕被拘留”意，苏轼表面上是劝诫弟弟不能自傲，其实是鼓舞苏辙扬威辽国，让辽人见识一下咱们苏家人物的绝代风华。前句中的“凤麟”和后句中的“第一人”都指的是苏辙，苏轼的骄傲、自傲和自傲溢于言表，岂是劝诫苏辙藏锋？

对《送子由使契丹》宗旨的两种解读，无论是不能说自家是“中朝第一人”以防拘留的“安全”说，仍是不要说自家是“中朝第一人”以显风姿的“谦恭”说，都说的是苏轼期望苏辙“藏锋”。这两种解读都没有发觉“莫道中朝第一人”句其实是“口是心非”。

放在宋辽交际史的布景下，就“谦恭”说来看，不符合出使的任务，也不符合个人的利益；就“安全”说来看，没有藏锋的或许，也没有藏锋的必要；就诗篇文本来看，“莫道中朝第一人”的字面意思是与“要使天骄识凤麟”相对立的。可见，《送子由使契丹》“莫道中朝第一人”句，不是苏轼劝诫弟弟藏锋，而是鼓舞弟弟“露锋”。

第14题关于唐代李揆典故的赏析，有五个选项，其间A项说苏轼兄弟“声名卓著”，这点毋庸置疑；BD两项是“谦恭”说，CE两项是“安全”说，四个选项都是苏轼劝诫弟弟藏锋，都不正确。假如非要在矮子里边挑最矮的，“安全”说错得最离谱；假如要求选出“最不正确”的两项，就选CE。

六、岂会奔放

奔放确是苏轼性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苏轼的性情，我以为有三种不同的资质：“一是儒家欲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志意，二是道家超然于物外的超旷胸怀，三是‘通古今而观之的前史眼光。儒家考究忠义和持守，苏轼自幼以范滂为典范；对人生的超旷灵通又使之将得失、荣辱、好坏置于度外，不会患得患失；他还能够看到前史上盛衰兴亡的变迁，虽屡经忧患，也以为‘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穿林打叶的叙写中，咱们能够领会到他对自己在人生之途上所遭受的波折和冲击的悲慨。而能在‘穿林打叶之风雨声中‘吟啸徐行，又是对抱负的坚决的持守。结束‘回忆历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又是一种超然奔放的观照。在此词中，其人生的悲慨、立身之志意与超旷之胸怀完美的融汇和结合在了一同。苏轼在词中体现出自己在艰苦祸患之中，还能坚持一种赏玩的心境，不会沉沦在悲苦和波折之中。”[13]

依照以上了解，高考试题问“本诗首联体现了诗人什么样的性情”，正确答案是出题人所说的“奔放”吗？从诗篇文本看，苏辙担任青鸟使，“远适”异域，凌风冒雪，道阻且长。但苏轼却对苏辙说：想想崇高的任务（要使天骄识凤麟），想想朝廷的信赖（沙漠回看清禁月），想想兄长的鼓舞（湖山應梦武林春），想想家世的荣耀（莫道中朝第一人），那么，离别的怀念（云海相望寄此身）和路程的困难（不辞驿骑凌风雪）又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苏轼对弟弟路程困难的安慰、担任重担的高兴、抓住机会的劝勉、舍我其谁的决心和扬名异国的等待，颇有名利颜色，哪里看得出“诗人奔放的性情”？

从前史布景看，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病逝，极为信赖苏轼兄弟的高太后开端垂帘听政。苏轼在短短的十七个月里，从一个地处偏远之州的犯官团练副使一路直升到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四年三月，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辙于元祐元年头回京，历任右司谏、起居郎、中书舍人，到元祐四年任户部侍郎。二人同居高位，成为参加朝政决议计划、参加国是的中心的“元祐大臣”，连支撑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和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这是兄弟俩官吏生计最荣耀、最顺利，勇于任事、活跃用世的时期，哪会有“奔放的性情”？

可见，苏轼为弟弟壮行而写的这首《送子由使契丹》，不只不是在“艰苦祸患”“悲苦和波折之中”，“将得失、荣辱、好坏置于度外，不会患得患失”的奔放，反而是“儒家欲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志意”。仅就首联来说，“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句，也是有喜无悲，有安慰无奔放，体现出一种苏轼送行诗中罕见的豪放之情。

俗话说“文史不分居”，“读诗先读史”，信然。

参考文献：

[1][11]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7][8]苏辙.栾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6][9]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远地方行记十三种疏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王珪.华阳集（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傅海波，崔瑞德.剑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M].北京：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3]王旭东.从高中课文看词体的风格流变[J].语文教育与研讨：教师版，2017（2）：24-3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