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歌曲大全100首 19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科书

李斌

咱们归纳《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和已有研讨成果，找到1927-1939年间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出书的冠以“国文”或“国语”名的初中教科书39套，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见，30年代最大的教科书出书商商务、中华、国际、开通四家出书社共出了19套教科书，占其时同类出书物数量的一半左右。这39套教科书，都是文言文言混选，文言文数量按年递加，且按是否分单元，课后是否附语法修辞和文学常识的不同，这些教科书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依照它们各自预设的教育内容的不同，上述教科书可分三类。第一类承继了20年代杰出新思潮的编写理念，以思维道德教育为主，但跟20年代比较，其内在现已有所改变。第二类承继了20年代杰出新文学的编写理念，以文学著作为首要内容，但受1930年前后年代布景的影响，其详细篇目和所表现的兴趣跟20年代教科书中的新文学现已大不相同。第三类教科书照应了20年代中期言论对国文教科书的批判，以文章作法为首要内容。这类教科书在数量上最多，流转最广。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国际书局、开通书店四大教科书供货商在一番探索后，都转到了以文章作法为主导的编写轨迹上来。

一

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代出书了至少5套初我国文教科书，其间以傅东华、陈望道的《根本教科书国文》最有特征，以傅东华《复兴初我国文》影响最大。两套教科书主编都为傅东华，前后相隔不到一年，但在修改思路上却改变很大。

《根本教科书国文》，1931年12月至1933年2月连续出书。比较于此前出书的教科书，《根本教科书国文》的“新测验”，在于它的课后“阐明”。“阐明”作为国文教科书助读体系的一部分，这并不新鲜。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书的胡怀琛《新年代国语教科书》，其部分课文后也有“阐明”。但《根本教科书国文》课后“阐明”的内容，确为首创。“这些阐明尽管散在各篇，合之自成体系，就是把一部文学概论和作文论涣散开来，详细地灌注给学生知道”；一起，“我国及国际文学上最浅显的常识——如各种文体及诗体的姓名，及国际第一流作家和著作的姓名，——咱们以为在初中年代已有逐步灌注的必要，所以书中有一部份的教材是为这个意图选入的，也无非欲在无形中为学生准备将来赏识文学的根底”[1]。《根本教科书国文》同民国时期的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不同之处，正在于规划了“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及各种文学常识等内容。

《根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首要教育阐明文的出题及出题的证明办法；方位、色彩、姿势、动态、人物的描绘；并在描绘和叙说的根底上规划列传、小说、史诗、神话等文体内容的教育。第二册教育抒发文、小品文、抒发诗、赋。第三册在内容规划上受胡适《建造的文学革命论》与《什么叫做短篇小说》两文的影响，教育文学办法，让学生赏识和了解文学著作的选材、取舍和布局。第四册教文学内容，“依次读去，就可以知道怎样调查，而且怎样去阐明你们周围的国际，因此知道怎样增富你们的文学资料。”[2]第五册教文学技巧，“前部讲音节，中部讲技巧，后部讲风格”[3]。第六册教育“文学传统的常识”，包含“文字的前史”、“学术思维以及一般文明的前史”及“风格的前史。”[4]

《根本教科书国文》教给学生关于文学创作、赏识与研讨的常识和技术，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十分共同。但傅东华在随后的教科书编纂中却并没有遵循下去。《根本教科书国文》第六册于1933年2月出书，3个月后，《复兴初我国文》第一册就出书了。

比较两套国文教科书，咱们发现傅东华的初我国文教科书修改思路有了较大调整。《复兴初我国文》课后“暗示”跟《根本教科书国文》课后“阐明”在形式上一脉相承，但内容上改变很大。归纳各课的“阐明”，可成一部体系的文学概论和作文法。而“暗示”的意图，却在“诱导学生关于教材内容作剖析，归纳，比较之研讨，期使取得透彻之了解及深化之赏识。”不再具有“文学概论”的功用。《根本教科书国文》课后的“文法和修辞”，多从“所读文中天然引出”，“尽管涣散在各篇之后，合起来自能成为一部体系的文法和一部体系的修辞学。”《复兴初我国文》不再将“文法和修辞”涣散在每篇精读文章之后，而是每册规划20篇习作课，穿插在精读文后，“供应语法文法及文章作法之教育及操练资料”。“文章作法”是新加進来的。在傅东华看来，“文章作法”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语法，文法，句法，规矩等等，都属文章安排的研讨”[5]，二是文章体裁的研讨。正是“文章作法”，而非“文学概论”，成为《复兴初我国文》的修改纲要。

《复兴初我国文》虽跟《根本教科书国文》有许多课文重复，但这些课文在两套教科书中却承当了不同的功用。《复兴初我国文》第一册选《水浒传》中的《景阳冈》，并将此文跟叶绍钧《篮球比赛》比照，意图在学习记述文的办法。而《根本教科书国文》则以此文为例，介绍小说的三要素：布景、人物、情节。《复兴初我国文》第二册以叶绍钧《蚕儿和蚂蚁》为例，阐明“记叙文的一种首要性质”在于能捉住读者，诱导读者不断读下去。《根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也选了《蚕儿和蚂蚁》，但妄图经过这篇著作，让学生学会差异神话和寓言。《复兴初我国文》第四册选入宗臣《报刘一丈书》，暗示为：“用记叙体描绘一个类型的人物，用记叙替代阐明。读者不光可得一个概念，还可得一个生动明显的形象。”这篇文章也被《根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所选，该册的使命是学习“文学内容”，并将文学内容分为露出、了解等，《报刘一丈书》被作为“直接露出”的例文。《复兴初我国文》第五册选入《孟子·陈仲子》，意图为教会学生“做谈论文立论须顾到实践，不行太近抱负。”《根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教育“文学内容”，抱负主义或乌托邦为“文学内容”之一，《孟子·陈仲子》即作为批判乌托邦的例文。《复兴初我国文》第六册选苏东坡《前赤壁赋》，让学生明晰谈论和抒发的混合。《根本教科书国文》第五册也选《前赤壁赋》，却被用来作为“风格”的例文。